根据民法理论，侵权行为的赔偿权利人是行为的直接被害人。然而，在环境侵害中，不存在直接的侵害行为与受害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基于环境利益原则，可以将这种关系理解为一种利益关系，只要具备高度的盖然性，就可以成立。因此，环境侵害赔偿的权利人范围有扩大的趋势。例如，《1970年密执安环境保护法》第2节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空气、水体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公共信托客体，使其免受污染，任何个人、合伙、公司、社团组织或其他法律实体均得在据称的违法行为发生地或可能发生地具有管辖权的巡回上诉法院对州的分之机关，任何个人、合伙、公司、社团、组织或其他法律实体提起谋求宣告或衡平救济的诉讼”。甚至还出现了代替后代人请求抑制环境侵权的判例。
环境损害赔偿的义务人是环境侵权加害人。环境侵权的实质是因一定设施或行为而造成环境影响导致他人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的损害。因此，该设施的经营者应成为环境损害赔偿的责任人。
在环境法领域，设施是指地点固定的设置，包括机械、器具、运输工具和其他地点可以变动的技术设施，以及具有在一个空间或运输技术上的共同关联性且对环境影响的形成具有重要性的附属设施。需要注意的是，设施不仅包括正在营运的设施，还包括尚未完成或已经停止运转的设施。如果这些设施的运作造成了环境影响，其经营者仍需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台湾地区的立法及理论研究，设施可以分为：(1)热力、矿业、能源类;(2)石头及土壤、玻璃、陶瓷类、建材类;(3)煤、铁及其他物质类;(4)化学产品、药物、石油提炼及再加工类;(5)木材、纤维类;(6)食品、饲料、农产品类;(7)废弃物及残余物质类;(8)物质装卸类;(9)其他类。
设施经营者是指直接管理运作该设施并从中受益的人。由于设施经营者直接管理设施，因此负有注意义务。同时，由于从设施运营中获得利益，设施经营者也是环境损害赔偿的责任人。设施经营者与设施所有者不同，因为所有权与占有可以分离。当无法区分设施经营者和所有者时，应由设施的经营者和所有者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民法理论中的共同侵权要求多个加害人具有共同的故意或过失，并且存在相当的意思联络。然而，在环境侵权中，无论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只要某环境行为或设施对环境造成损害，就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某环境损害是由多个环境加害行为引起的，那么这些行为人和设施的经营者应承担连带责任。例如，如果一条河流的污染是由上游多家工业企业的排污引起的，那么这些排污者应承担连带责任。德国水法第22条规定：“所有排放有害物质的设备所有人，被视为连带责任。”
此外，在限额责任以外的环境强制保险中，损害赔偿的保险金由所有的环境投保人共同负担，因此，这些人可以被视为环境损害赔偿的潜在赔偿义务人。
环境利益原则体现了环境侵权中加害人、受害人以及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环境损害赔偿应该从这种关系中找出利益的损失并加以补偿。由于环境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导致环境损害具有多层次的特点，既有环境损害，也有以环境损害为媒介而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害。既有现有利益的损失，也有可预期利益的损失。甚至还涉及当代人环境利益和后代人环境利益的损害。环境利益原则作为环境损害赔偿法的核心原则，明确了环境侵权关系和损害范围，有利于填补环境损害。同时，环境作为一种内部结构复杂的社会关系，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只要造成环境利益的损害，利益相关者就有权获得环境损害赔偿。这既方便了环境侵权受害人获得赔偿，也解决了跨时空领域的环境侵害问题。既维护了当代人的环境利益，也追求了代际公平。更重要的是，环境利益原则确立的广泛的环境利用主体和损害范围，对污染者施加更大的压力，符合预防为主的原则，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
全面赔偿原则要求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无论是直接损失、间接损失还是精神损失，都应予以补偿。同时，还应考虑未明确对人造成损害但造成环境损害的情况下的环境利益补偿。
由于环境侵害具有广泛、深刻、多元和持续的特点，其赔偿金额往往难以确定。在能够确定的情况下，赔偿金额也可能巨大，可能使加害人无法承担。因此，有必要对加害人的赔偿金额进行限制，以实现对环境侵权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平等保护。对于限定范围之外的损害，可以通过强制责任保险进行弥补。全面赔偿原则涉及赔偿范围的规定，而限定补偿原则涉及具体金额的确定。全面赔偿原则旨在填补受害人的损失，而限定补偿原则兼顾了环境侵害人的利益。
虽然环境侵权以无过失责任为基本理念，不考虑加害人是否有过失，但在具体的赔偿过程中，不加区别地对待有无过失的情况显然不符合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有必要对有过失的环境侵害行为施加更重的责任，并进行惩罚性赔偿。这将迫使危险事业经营者更加谨慎，对其施加压力，体现了环境法的预防原则。
在确定和执行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时，应兼顾环境侵权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在确定赔偿金额方面要合理。在诉讼的执行措施中，也应采取利益调和的措施，如执行终结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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