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9日,某A因停经33天下腹疼痛到医院急诊,被初诊为“腹痛待查:宫外孕”。经过B超检查和阴道后穹隆穿刺检查,医院认为可能是宫外孕并告知A家属,开始保守治疗。住院后,A接受了腹腔镜诊治术,术后病理诊断为左侧卵巢黄体出血伴血肿形成。然而,其他医院对A进行检查时均诊断为早孕。因此,A起诉初诊医院要求医疗事故赔偿。
经该市医学会医学鉴定,结论为:
法院认为,经医学会技术鉴定,确认医院对A的诊治不属于医疗事故。虽然医院存在误诊和医疗缺陷,但A未出现明显人身损害,且医院的医疗缺陷与A目前情况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法院判决不支持A要求医院赔偿的诉讼请求。但考虑到实际情况,鉴定费用由医院承担。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医疗事故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不愿意协商或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A有权对其认为的医疗事故侵权提起诉讼。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向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本案中,双方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再次或重新鉴定的申请,应视为双方对鉴定结论的认可。法院应确认并采纳该专业鉴定意见。
尽管医院存在误诊和医疗缺陷,但针对A的病情所作的B超检查基本对症,诊治也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负作用,并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考虑到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和A所患病症的罕见性,医院的初诊失误并未导致明显人身损害,医院的医疗缺陷与A目前情况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法院正确判决医院不承担责任。
本案中,虽然医院存在误诊和医疗缺陷,但考虑到医院对A的诊治有依据且未造成明显人身损害,医院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案例提醒我们,不能将所有病情都要求医院作出完全准确的诊断,否则会导致医务人员不敢下结论,降低医疗效率。医疗服务业是一种高风险的专业行业,医疗实践中存在许多未知领域,需要不断积累和探索。因此,我们不能将医疗风险完全推给医疗机构,要理性看待医疗事故赔偿问题。
然而,对于医院在正常情况下作出误诊的情况,医院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医院的初诊失误是正常现象,如果因此让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将医疗风险完全让医疗机构承担,违背了法律的基本价值。因此,在处理医疗事故赔偿时,应综合考虑医疗事故等级、医疗过失行为的责任程度以及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
胎儿死亡的复杂原因,涉及孕妇、胎儿、医疗等多个因素。某妇幼保健医院强调对临产胎儿的死亡原因进行分析,并通过尸检和医疗事故鉴定确定责任。某胎儿的死亡被鉴定为四级医疗事故,医院承担主要责任,但法律上对医疗事故的界定并不包括未出生的胎儿。
北京某医院因医疗过错导致新生儿患三级伤残的纠纷。杨女士在该医院分娩时,因医院催产素使用不规范等问题导致新生儿出生缺氧并患有多种疾病。经过鉴定和法院审判,医院需承担部分责任并赔偿患方经济损失和精神抚慰金共计数十万元。
甘女士因医院手术事故导致成为植物人的事件。甘女士的丈夫提出赔偿要求,涉及护理费和继续治疗费等共计99万余元。目前案件需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以确定责任归属。
韩女士因输卵管绝育手术失败导致复孕并起诉医院一案的终审判决。韩女士要求医院赔偿医疗费用和误工费用等,但医院主张手术符合医疗规程且复孕难以避免。二审法院认为医院手术过程没有违反操作规程,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