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法》对企业破产的时间没有明确的界定，导致债权人的损失被无理地扩大。一般债权人难以及时了解债务人的经营状况，无法及时采取破产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导致许多企业在企业资不抵债时并不申请破产，而是等到无路可走时才申请破产。根据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来看，破产企业一般都是负债累累，其债务几倍甚至几十倍于自有资产。
保护债权人利益是社会制度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破产法》在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方面存在几点不足：
首先，债权人会议的权利不充分，无法要求法院撤换破产管理人，决议破产管理人管理企业的基本原则。
其次，未设置监察委员会制度，没有设立代行债权人会议职权的监督常设机构，这削弱了债权人的利益保护。
再次，缺乏对破产财产的保护制度，导致财产仍由债务人掌握而没有临时管理人接管，这段时间内债务人最容易恶意转移财产。
此外，一些规定也不利于债权人的权利保障，如规定债权人逾期未申报债权视为自动放弃债权，这是对债权人权利的不当剥夺。
我国破产清偿的法规和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协调和不一致，《破产法》与国务院的相关规定中各种债权之间的补偿顺序既不严格也不统一，使得执行中很难规范化操作。例如，按照国务院规定，政策性破产范围内的破产企业的财产原则上要首先用于职工安置，甚至可以将有物权担保的财产用于安置职工。这与《破产法》规定的清偿顺序存在不一致。
现行《破产法》存在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破产规范中的行政干预因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干预司法的法定化表现，与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相违背，导致破产程序严重扭曲。例如，债务人申请破产必须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和解整顿的申请只能由债务人的上级主管部门提出，整顿工作由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主持，清算组也主要由政府行政人员组成。这导致破产企业的和解整顿以及清算过程都由上级主管部门主导，地方保护主义的机会得以实现。
破产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通过设定严格的破产法律责任制度来实现，使破产违法犯罪行为必须承担法律后果。然而，根据《破产法》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如无重大玩忽职守行为，一般不需要承担经济或行政上的责任，更不用说刑事责任了。《破产法》对破产犯罪的规定不具体也不明确，加上我国刑法中没有关于破产犯罪的规定，导致破产法律中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形同虚设，破产逃债现象愈演愈烈。
清算组是破产过程中临时设立的工作机构，对破产财产的分配和清偿起着重要作用。为保证分配和清偿的公平合理，清算组应是独立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与破产财产没有利害关系的专门机构。然而，根据我国《破产法》的规定，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在破产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等政府机构中指定。破产企业的主管部门与破产企业以及当地政府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保证清偿工作的公正和合理。
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是作为国家的实体代表而存在的，而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又是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这决定了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必须把建立有利于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能。我们总是希望把政府干预放在足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框架之内。
然而，在破产程序中，政府没有按照这样的定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在破产的具体环节中实行过多过细的干预。在许多地方，政府不仅是破产申请的决策者、发动者，而且也是破产程序的具体组织者、参与者。政府对企业破产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也不少。政府职能的定位模糊，行政手段的过分干预，对实现破产制度的作用来说是很大的障碍。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企业施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只能强化他们身上产生一种依赖惰性，靠行政力量支撑的经济利益，往往会受到价值规律的无情冲击。
企业更换法人后的债务承担问题。企业工商登记事项变更时，原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公司承担。更换法人不影响公司贷款还款责任，债务的承担者是公司而非个人。在公司破产时，债务清偿顺序依照法律规定，优先清偿职工权益、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款，最后是普通破产债权。
合伙企业在债务清偿方面的顺序和规定。合伙企业需首先清偿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其次清偿税款，再次清偿其他债务，最后退还合伙人的出资。若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原合伙人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连带责任有期限，债权人需及时提出偿债请求。合伙企业解散后，原合伙人仍
合伙企业清算的清偿顺序问题。合伙企业的财产在清算时，需先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等，再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最后按合伙协议或出资比例分配剩余财产。合伙人不得在清算前要求分割财产，否则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文章还介绍了合伙企业解散的情形和清算人的任命方式，依
合伙人共同债务中，如果一方无力偿还，其他合伙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合伙企业法》，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向其他合伙人主张债权。此外，公司破产欠工人工资时，劳动者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参与破产清算，法律有明确规定清偿顺序。如需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