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条约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在解释条约时，可以使用序言作为条约实质性条款解释的辅助。传统的国际投资条约通常以促进和保护投资为目的。例如，2003年我国和德国缔结的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的序言表述为：缔约双方“愿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认识到鼓励、促进和保护投资将有助于激励投资者经营的积极性和增进两国繁荣，愿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达成协议如下……”。当投资者对政府管制外资措施产生争议并诉讼到仲裁庭时，仲裁庭在对相关条款进行解释认定时，会优先考虑该措施是否符合序言保护投资的目的，从而做出有利于投资者的裁断。
新一代我国双边投资条约的发展呈现出自由化、对外资保护标准不断提高的态势。在投资定义方面，我国对外投资协议一般列举了5类受保护的投资资产形式，采取的是“基于资产”的投资定义，但也将这种资产与企业管理联系，体现了我国强调对直接投资保护的意图。相对于前期的条约，新一代投资条约还扩大了投资的范围，如概括规定了知识产权，将“商业秘密”和“商誉”列为受保护的财产，此外还扩大了特许权的范围，增加了耕作、开采自然资源的特许权，间接投资也受到保护等。
在1998年之前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只有少数协定对国民待遇作出了规定，但在这些协定中，我国承担的给予国民待遇义务是一种“软性”义务，有很强的弹性。然而，1998年之后，我国对外投资国民待遇的态度有了较大变化。新一代投资条约一般不再使用限制性语言，明确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国民待遇。同时，通过“冻结条款”和“回撤条款”保证我国能继续实施并维持现有的与国民待遇不同的保护措施，表明我国倾向于采取正式、完全的国民待遇。
自1998年起，我国全盘接受ICSID仲裁管辖，对提交ICSID仲裁的范围进行了扩大。投资争议不再限于征收补偿额的争议，而是扩大到与投资有关的任何争议。此外，投资者在提交ICSID仲裁前仅需尽其国内行政复议程序。我国一改以往对提交ICSID仲裁管辖的“逐案同意”的态度，转而全面接受ICSID仲裁。然而，这种不加任何限制的方式与其他国家的BIT实践不同，可能使我国面临较大风险。
新一代投资条约逐步接受了间接征收的概念以及全面补偿要求。条约中明确规定，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不得被直接或间接地征收、国有化或者对其采取具有征收、国有化效果的其他任何措施，除非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并给予补偿。补偿应等于被征收投资的价值，并应包括利息。这种规定已接近发达国家所主张的“赫尔原则”。
新一代我国双边投资条约的内容变更主要是为了适应我国对外投资的增长和建立完善市场经济的需要。然而，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我国仍然采取自由开放政策，这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担忧。一些学者认为，对于吸引外资的效果，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量化评估，因为并没有科学的研究数据表明BITs对吸引外资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另一些学者发现，外资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不在于BIT，而是由经济政治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对BIT的引资效果不宜高估。
我国近期签订的BITs主要与发展中国家签订，与发达国家进行谈判时应谨慎从事，设置一些例外性条款。在谈判策略上，应区分两类国家，实行差别互惠。此外，我国应采取防御性条款来确保外资管辖权不轻易被投资者提起国际仲裁。这些防御性条款包括例外条款、对间接征收的限制、明确国民待遇的例外等。此外，我国还可以在投资条约中加入体现保护其他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目标的措辞，留下一定的政策空间。对于国民待遇，我国应尽量争取采取国民待遇例外清单的方式。最后，我国必须坚持在条约的待遇标准中不接受所谓的国际法标准，以避免与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发生纷争。
自由化国际投资条约与东*国外资管辖措施的冲突，包括间接征收的认定、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公平公正待遇解释及其他争议问题。文章提出，为避免国家正常的外资管辖措施被认定为违反投资条约，可以在投资条约中设置例外条款、限定间接征收范围、澄清关键术语等。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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