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复核权的下放在立法上引发了冲突。根据我国《刑诉法》和《刑法》的规定，死刑复核权由最高院行使。然而，《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最高院的通知却规定了死刑复核权的下放，导致核准权归属问题不一致。尽管《刑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都是国家基本法，但后者作为下位法不能修改前者的重要规定。这种立法技术上的错误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存在已久。此外，作为审判程序的"死刑复核"不应由刑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而应适用《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
刑复核权的下放导致了二审程序与复核程序的重合。我国实行的是二审终审制度，普通刑事案件需要经过二审终审程序。而死刑复核程序是在二审终审程序的基础上，每个死刑案件都必须经过的程序。由于我国法律规定死刑案件的一审由中级以上法院进行，上诉法院必然是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然而，复核权的下放使得高院既是二审法院又是有核准权的法院。实践中，高院常常同时完成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导致大量死刑案件的二审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产生了许多问题。
首先，这造成了司法程序上的混乱。二种程序在审判组织、案件来源、任务和审判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高院"合二为一"的做法完全抹去了两种程序的区别，可能引发诉讼程序上的混乱。
其次，这为大规模适用死刑打开了一个缺口，导致我国死刑适用规模的迅速扩大。
第三，这将死刑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混为一谈。死刑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在本质上有着区别，一旦发生错判执行，无法通过国家赔偿制度进行补偿。然而，"合二为一"的做法使得普通刑事案件与死刑案件在审理程序上实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由于最高法院只保留了危害国家安全和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的死刑核准权，犯此类罪的死刑犯可以到最高法院核准死刑。然而，杀人、抢劫等死刑犯只能由省级法院核准死刑，这似乎表明前者享有更高的"待遇"。
刑复核权的长期下放使得高级人民法院实际上拥有了对死刑的终审权和核准权。我国刑法对死刑适用标准过于原则性，大多数情况下依靠审判人员对犯罪人的行为危害及其主观反映的综合分析来自由裁量。再加上高院对死刑判决具有决定性的权力，必然导致全国各地掌握死刑标准的差异。在一个省份可能不判死刑的情况下，换到另一个省份可能会判处死刑。这导致全国范围内对死刑案件的处理不平衡。因此，任意降低死刑适用标准，扩大死刑适用范围成为我国近二十年来死刑判决的一个显著特点。
刑复核权下放所引发的问题。包括立法上的冲突、二审程序与复核程序的重合、死刑犯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以及地方适用死刑标准的悬殊。刑复核权的下放导致司法程序混乱，死刑适用规模扩大，并与普通刑事案件审理程序混淆。同时，不同省份之间掌握死刑标准存在差异，导致全国
死刑复核程序的特点和问题。该程序采用秘密审核方式，不开庭审理，导致复核过程以秘密阅卷为主，控辩双方无法充分参与。此外，死刑复核程序由人民法院单方控制，被告人无法与司法权展开理性对话。程序存在的问题包括司法主动性导致失去中立性，以及与二审程序合并导致的
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合并的问题，指出这种实践违反了法律程序，易导致错杀和地方保护主义。为解决这个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并设立独立的死刑复核庭，由最高人民法院垂直领导。这样可以确保死刑在全国范围内正确适用，统一死刑适用标准
死刑辩护阅卷的程序及范围，包括审查起诉阶段、一审阶段、二审阶段和死刑复核阶段的阅卷范围。辩护律师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阅卷权限，需要携带相应的手续。在死刑复核阶段，最高人民法院不允许律师进行阅卷操作。再审案件的阅卷范围则根据审理程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