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赠与与赠予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赠与”往往只是赠与某人,如小王将乒乓球拍赠与小刘。而“赠予”则可以是某物,如小王生日那天,小刘对其说生日快乐,并赠予乒乓球拍。因为“予”本身就含有给某人的意思,所以有时候可以不用接人,直接接物。但是,“与”后面就只能是接人,指向受赠对象。
赠与是一种财产所有权转移的行为,一般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来完成,即签订赠与合同(也有口头合同和其他形式)。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合同和单务合同,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然而,这种合同关系严重违反公平和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因此,在赠与合同的立法中,立法者都尽可能采取措施优遇赠与人。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是指在赠与合同成立后、赠与物交付之前,赠与人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撤销赠与的权利。根据《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即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使赠与人不致因情绪冲动、思虑欠周而贸然应允将不动产等价值贵重物品无偿给与他人。赠与人在行使任意撤销权时,应当遵守法律的约束,以免遭受财产上的不利益。
根据中国合同法,赠与合同中规定了赠与人应当在附义务的范围内对赠与的财物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瑕疵担保义务。然而,该法并未规定赠与人在这种情况下的撤销权是否受到限制。有学者认为,除非法律明确规定不得撤销,赠与人可行使撤销权,但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受赠人在所履行义务范围内可以请求赔偿,因为在此范围内赠与双方形成了对价关系。
根据《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这一规定赋予了赠与人在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赠与合同在基于双方的合意成立后,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赠与人应当依约履行,无论其财产发生何种变化。然而,赠与合同具有单务性,赠与人可能因道德准则而无法履行合同。因此,法律创设了“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使赠与人能够先行自谋,而后谋他人。
中国合同法在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中规定了赠与人应当在附义务的范围内对赠与的财物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瑕疵担保义务。然而,该法并未规定赠与人在这种情况下的撤销权是否受到限制。有学者认为,除法律规定不得撤销以外,赠与人可行使撤销权,但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受赠人可在所履行义务范围内请求赔偿,因为在此范围内赠与双方形成对价关系。《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本条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赠与人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赠与合同在基于双方的合意成立以后,就具有约束赠与人的效力,无论其财产发生何种变化,他都应当依约履行,但是由于赠与合同毕竟具有不同于一般双务合同的单务性,“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道德准则作为对常人的要求毕竟过高。因此,在赠与人的财产状况恶化之时,法律本着人之常情,特创设“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以使赠与人“先行自谋,而后谋人”、“先己后人”。由此可见,赠与人的“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实乃“同情弱者之一种道德化之规定”。
王女士与李先生二婚后共同贷款购买房屋,李先生因脑血栓住院无法言语时,王女士发现丈夫将房屋抵押并涉及多个贷款材料的情况。王女士对此提出质疑,推测可能是为家里亲戚筹集资金。然而,涉及到的李先生的女儿和前妻表示并不知情,对王女士的猜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赠与的法律条件,包括赠与人的条件、受赠人的条件和赠与财产的条件。赠与人需具备遗嘱能力,为缺乏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遗产份额,所立遗嘱必须符合法定形式。受赠人需为法定继承人范围以外的人,且在赠与人死亡时仍然存活,未丧失受赠权。赠与财产必须
一起赠与合同纠纷案件。方某以结婚为前提赠与汪某5000元用于其子就学费用,后双方未能结婚,方某要求返还该款项引发争议。法院判决汪某返还方某5000元。案件涉及不同意见和法律评析,最终依据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认定方某的赠与行为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在条
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前后的撤销权问题。在权利转移前,赠与人有权基于特定原因撤销赠与;权利转移后,受赠人如严重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不履行扶养义务或未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亦可撤销赠与。同时,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有权在受赠人违法行为导致赠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