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是一种目的犯。立法对合同诈骗罪的选择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学者认为，凡是使用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的行为，原则上都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然而，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除了看行为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行为类型，还必须看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此，在认定合同诈骗罪时，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行为类型和主观意图。然而，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和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因为许多诈骗案件由于受限于侦查技术和侦查人员能力，难以查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
在认定合同诈骗罪的罪数形态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牵连犯问题：合同诈骗罪实施时通常会使用欺诈手段，这种手段行为可能触犯其他罪名，构成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在处理这种情况时，应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进行处理。
2. 法条竞合问题：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存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两罪形成了法条竞合。在处理这种情况时，应适用特殊法优于普通法、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进行处理。
在连续诈骗行为中，如果行为人先后实施了数个独立的诈骗行为，其行为方法分别符合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对于如何定罪处罚存在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应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择一重罪处罚，另一种观点认为应按照行为人的主行为定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按照连续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处罚。笔者认为，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应视为犯罪方法各异、触犯罪名不同、相互独立的连续诈骗犯罪，应实行数罪并罚。
在合同诈骗罪中，存在共同犯罪形态的认定问题。共同犯罪是指行为人与其他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在合同诈骗罪中，如果多个人共同实施诈骗行为，应视为共同犯罪，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行为人通过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手段进行诈骗。对于名义被冒用者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根据笔者的观点，如果名义被冒用者在得知行为人冒用自己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后，采取放任不管的消极态度，不加以制止，那么名义被冒用者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然而，如果名义被冒用者明知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活动，并提供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等帮助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一般来说，这将构成共同犯罪，名义被冒用者应当承担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对于签订合同需要担保的情况，涉及到保证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
如果保证人在不知道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的情况下，为行为人提供担保，且没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那么保证人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然而，如果保证人明知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并为之提供担保，实际上是一种帮助行为，那么保证人应当承担共犯的罪责。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及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对于内容真实的合同，如果行为人以超出履约能力签订合同并设法履行，则不能认定为诈骗罪；若未履约则可能有诈骗意图。半真半假的合同，如行为人有履约意图并为履行努力，则不能认定为诈骗；若无履约能力借名行骗，则应以合同
合同犯罪的情形，包括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等，并介绍了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相关法律规定。文章还提供了合同诈骗的防范措施，建议在签订合同时详细了解对方经营范围、核实人员单位真实性、注意交易过程中的反常现象等，以避免受骗。
合同诈骗罪中的利息问题，包括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的关系、利息支付义务、刑事责任追究方式等。文章还介绍了合同诈骗罪的不同类型，包括利用合法公司名义进行诈骗、重操旧业者屡屡骗局不败、运用见证手法获得信任等情形，同时提及犯罪分子通过伪造担保票据实施非法获取的
骗取国家补助是否属于合同诈骗罪的问题，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条款，骗取国家补助不属于合同诈骗罪而是属于诈骗罪。文章还详细阐述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包括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和主观方面，同时划清了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