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是一种目的犯。立法对合同诈骗罪的选择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学者认为，凡是使用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的行为，原则上都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然而，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除了看行为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行为类型，还必须看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此，在认定合同诈骗罪时，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行为类型和主观意图。然而，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和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因为许多诈骗案件由于受限于侦查技术和侦查人员能力，难以查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
在认定合同诈骗罪的罪数形态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牵连犯问题：合同诈骗罪实施时通常会使用欺诈手段，这种手段行为可能触犯其他罪名，构成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在处理这种情况时，应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进行处理。
2. 法条竞合问题：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存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两罪形成了法条竞合。在处理这种情况时，应适用特殊法优于普通法、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进行处理。
在连续诈骗行为中，如果行为人先后实施了数个独立的诈骗行为，其行为方法分别符合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对于如何定罪处罚存在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应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择一重罪处罚，另一种观点认为应按照行为人的主行为定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按照连续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处罚。笔者认为，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应视为犯罪方法各异、触犯罪名不同、相互独立的连续诈骗犯罪，应实行数罪并罚。
在合同诈骗罪中，存在共同犯罪形态的认定问题。共同犯罪是指行为人与其他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在合同诈骗罪中，如果多个人共同实施诈骗行为，应视为共同犯罪，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行为人通过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手段进行诈骗。对于名义被冒用者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根据笔者的观点，如果名义被冒用者在得知行为人冒用自己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后，采取放任不管的消极态度，不加以制止，那么名义被冒用者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然而，如果名义被冒用者明知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活动，并提供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等帮助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一般来说，这将构成共同犯罪，名义被冒用者应当承担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对于签订合同需要担保的情况，涉及到保证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
如果保证人在不知道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的情况下，为行为人提供担保，且没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那么保证人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然而，如果保证人明知行为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并为之提供担保，实际上是一种帮助行为，那么保证人应当承担共犯的罪责。
合同诈骗罪的起诉程序和相关法律规定。受害人需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立案、侦查、审查起诉等环节，最终由法院审理和判决。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根据数额和情节不同，可分为多种情形。法律规定相应的刑罚和罚金。
构成欺诈行为的四个要件。首先，欺诈人必须有欺诈的故意，包括陈述虚假事实和诱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其次，欺诈人必须实施欺诈行为，如故意陈述错误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第三，被欺诈人必须因欺诈而陷入错误认识，且与合同内容密切相关。最后，被欺诈人必须因错误认识而
合同诈骗罪的处理方式，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的处罚规定。自然人根据数额大小和情节严重程度可判处不同刑罚，单位犯合同诈骗罪则需判处罚金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个人合同诈骗和单位合同诈骗的量刑标准也有所涉及，详细阐述了不同数额和情形下的刑期和罚金标准。
研究“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对认定合同诈骗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量刑轻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合理的标准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分类,是研究和运用非法占有目的的需要。(二)有利于澄清对“合同诈骗犯罪能否由间接故意构成”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