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药品管理法》中的73条与74条是调整不同行为的两条法律依据，应当按违法行为的性质适用。73条着重强调的是“无证生产”应受处罚;74条则着重于“药品质量不合格”应受处罚。
其次，通过对两个法条有关的比较可以发现：《药品管理法》73条对于违法行为要求予以取缔，这实际上是对当事人的“生产”行为本身的一个直接的否定性评价，即不允许生产，而不论生产的药品是否合格。而74条中仅要求没收假药及违法所得，其实质针对的是药品本身，对当事人的生产行为本身是否合法未予评价，容易让当事人产生误解，即其到处罚的原因是药品质量不合格，其生产行为还是合法的。当事人无法正确、充分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之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立法目的不符。
再次，如果对本案可适用74条处罚，则面临着对无证生产劣药的行为亦可依75条给予最多3倍的罚款，显然使得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不相适应。
通过对本案的分析，笔者以为，我国《药品管理法》74条、75条规定的生产假、劣药的主体只能是取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合法企业。理由如下：
即在药品生产流通领域只存在有证和无证之分。任何无证擅自生产的行为都能够并且也应当依73条处罚，故此，实无再将74、75条认为包括有无证行为的必要。
“生产、销售假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有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予以撤销，并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本法条的结构分析：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这些行政处罚都只能是针对合法企业而言。对于生产、销售假药在本法条中只要求没收，而不对生产主体予以取缔，可见，立法者对生产假药的企业的主体资格是持肯定态度的，否则亦应如73条一样要求“依法予以取缔”。
某个人生产假药价值100元，生产劣药价值100元。若认为74、75条中包括无生产资质的企业并依此处罚，至多只能给予800元罚款(假药货值的5倍加上劣药货值的3倍)，如依73条处罚则最多可给予1000元罚款(假劣药共同货值的5倍)，可见，将74、75条中违法主体的扩大化有可能导致放纵违法行为的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142条生产、销售假、劣药的主体包括自然人等未取得合法生产资格的主体，但刑法与行政法毕竟调整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将二者作简单、机械的类比。
独立董事的定义和角色，包括其独立性、特权和责任。独立董事是独立于公司股东和管理层的专业人士，能够对公司事务做出独立判断。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具有多项特权，如重大关联交易的认可权、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和解聘提议权等。独立董事的决策需要取得多数同意，并在董事会
股权众筹平台的设立与市场准入条件，包括公司设立、净资产、专业人员、技术设施、业务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要求。股权众筹平台需在设立后5个工作日内向证券业协会备案，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协会规定，不得从事自身或关联方融资、提供对外担保或股权代持等行为。
微信聊天记录作为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微信聊天记录列为法定证据类型之一，其证明力需结合其他辅证考虑。微信、QQ聊天记录作为证据需具备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因此，在使用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时，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
共同遗嘱的相关问题，包括形式上的共同遗嘱与实质意义上的共同遗嘱，共同遗嘱的性质认定，以及能否单方变更夫妻共同遗嘱等问题。共同遗嘱涉及个人遗产的处置与遗嘱人的意愿，需要注意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和遗嘱人之间的关联性。同时探讨了学界对于共同遗嘱性质的三种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