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简易程序,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其提升诉讼效率的价值。的确,效率是诉讼程序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它要求一种诉讼程序以尽可能少的成本,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然而,对于诉讼程序而言,公正才是其首要的价值目标,也是其灵魂和根基。不过,公正是包含效率在内的公正,效率是公正下的效率,简易程序也只有在不妨碍公正的前提下,其对效率的追求才具有正当性。
有学者指出:“与秩序、正义和自由一样,效率也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美德。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公正的社会,自由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在资源有限的现实世界中,追求效率是理性的必然要求,对诉讼程序的设计也不例外。
一方面,“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司法公正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效率来维持,缺乏起码效率的司法公正将不再是公正。正是在此意义上,波*纳认为,“公正的第二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涵义——是效率”。
另一方面,“低效的正义难以实现整体正义”。日本法学家小岛武司指出,“社会的每个角落是否都能得到恰当的救济,正义的总量——也称整体正义,是否达到令人满意的标准,才是衡量一国司法水准高低的真正尺度”。如果司法资源被一部分人过多占用,即使在他们身上实现了司法公正,但由于势必影响另一部分人及时获得司法救济,故整体正义无从实现。
正如罗*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诉讼程序的设计尽管可以并应当体现效率的价值,但与此同时必须赋予公正的价值以更大的权重,且无论如何不能突破底限正义。
一方面,公正是效率的保障。效率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诉讼成本,另一个是诉讼收益。保持诉讼程序的公正不仅有助于实现本案的定分止争,同时也能够提升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从而有助于实现今后案件的定分止争。因此,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与其效益呈正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缺乏公正必然沦为低效。诉讼程序的运行需要付出两种成本,一种是直接成本,另一种是错误成本。成本降低的“目的不在于使其中一种成本最小化,而在于实现二者的总和最小化”;如果“只想使直接成本最小化,则错误成本可能升得很高”,从而增加了整个诉讼成本。
由上可见,诉讼程序应当体现效率性,但不能以损害公正性为代价,这是我们评判一种诉讼程序能否简化、能在什么环节简化、能简化到多大程度的基本标尺。显然,当前我国是否急需设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同样应当结合行政诉讼的实际状况从公正和效率两个维度进行考察。
《行政处罚法》关于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包括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条件和程序、不服处罚决定的救济途径、罚款收缴制度,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当场收缴罚款的情形。对于边远地区的罚款收缴困难也进行了说明。最后,文章提及法院在判决前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并在查明事实的
行政处罚在信用记录中的时效以及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相关内容。根据不同案件的性质,行政处罚在信用记录中的保留时间有所不同。同时,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生效时间、内容、罚没款的收缴及救济途径等也做了详细说明。
如果法院采用普通程序来审理,行政诉讼从立案到判决,一般需要六个月;有特殊情况的,则可以申请延长;如果法院采用简易程序来审理的,需要四十五日,并且不能申请延长审理期限。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审结。
行政诉讼一审审理期限一般是六个月,简易程序审理期限是四十五日。法律规定用不同的审理程序时间限制也不同。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