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模糊是征用范围乱的主要表现。根据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的规定，土地征用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然而，对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具体内涵和范围限制并不明确，导致不同的投资主体都可以征用农村土地。虽然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可以推断，在城市用地范围内实施城市规划需要占用土地以及其他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土地，都可以归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具体由哪些建设项目使用征用的土地却是任意决定的，通常由市、县人民政府决定出让或划拨给使用。
由于“公共利益”规定的宽范性，往往导致公共目的和商业目的混同。例如，商业用地本来是不应该适用土地征用的，但实际上，大部分被征用的土地都被用于商业目的，而这种商业利用被解释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从而被归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这种宽泛的“公共利益”规定使得地方政府滥用土地征用权。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费用标准明显偏低，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2款的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其中，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虽然这个标准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但仍存在不足，无法准确反映地块的区位差异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而无法维护农民现有的生活水平。
廉价的土地征用成本使政府在征地中获取了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征收与土地出让之间的差价利益，侵害了广大农民的权益，也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誉与权威的树立。
农民失去土地后，面临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原本自给自足的农民现在不得不依赖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加之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的支出，使得农民对征地补偿费感到不堪承受。此外，农民长期在农田劳作，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单一，很难适应竞争激烈的非农就业市场，导致就业难题。
虽然政府部门对失去土地的农民进行了劳动技能培训，并提供培训费用补助，但这种培训往往只是形式上的，缺乏实质性的帮助。农民往往采用边干边学的方式，缺乏系统的培训和技能提升。
农民自主创业是减轻政府负担、帮助农民自强的有效途径，但由于信息不畅通、资金匮乏、审批手续繁杂等问题，农民往往望而却步。
土地征用过程中，土地收益应该在失去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的产权主体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然而，一些地方政府也参与补偿收益的分配，导致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个人获取的补偿收益减少。据统计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占据了补偿收益的大部分，农民作为土地的直接使用者和经营者，在补偿中处于劣势，征地补偿费也往往被少数干部侵吞。
土地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费的补偿费的分配标准不明确，容易引发纠纷。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是以集体经济组织登记户口为准还是以土地承包人为准进行划分。此外，对于嫁城女、新生儿等是否享有分配权以及享有多大分配权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导致各地在分配方案上存在差异，引发诉讼。
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分割原则，强调严格保护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家庭成员均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分割时需考虑土地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生产、方便经营和管理为原则，同时保护承包土地的整体功能，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效益。
办理土地使用证申请的相关流程和注意事项。申请时需确保数据编号与土地登记表一致，国有土地使用证由国家土地管理局统一监制，包括土地使用者名称、用途等详细内容。办理需提供房改房、商品房等相关资料。国有土地使用证对房地产物权完整性、转让中的法律效力和房地产价
农村土地确权和宅基地纠纷调解的法律原则和程序。遵循先行政后司法的原则，未经政府调解的法院不予受理；在纠纷解决前，土地要保持现状；重视双方协议，但小产权房不受法律保护；考虑双方意见协调现有政策和过去政策冲突时的情况；土地纠纷处理需秉持法律为基础、兼顾各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产生和取得方式，包括在国家所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上设立的情况。国家所有土地上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可通过土地出让、划拨、征收和承包等方式取得，而集体所有土地上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则可通过村民委员会批准、村民大会决议和村民个人自愿等方式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