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模糊是征用范围乱的主要表现。根据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的规定，土地征用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然而，对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具体内涵和范围限制并不明确，导致不同的投资主体都可以征用农村土地。虽然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可以推断，在城市用地范围内实施城市规划需要占用土地以及其他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土地，都可以归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具体由哪些建设项目使用征用的土地却是任意决定的，通常由市、县人民政府决定出让或划拨给使用。
由于“公共利益”规定的宽范性，往往导致公共目的和商业目的混同。例如，商业用地本来是不应该适用土地征用的，但实际上，大部分被征用的土地都被用于商业目的，而这种商业利用被解释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从而被归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这种宽泛的“公共利益”规定使得地方政府滥用土地征用权。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费用标准明显偏低，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2款的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其中，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虽然这个标准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但仍存在不足，无法准确反映地块的区位差异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而无法维护农民现有的生活水平。
廉价的土地征用成本使政府在征地中获取了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征收与土地出让之间的差价利益，侵害了广大农民的权益，也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誉与权威的树立。
农民失去土地后，面临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原本自给自足的农民现在不得不依赖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加之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的支出，使得农民对征地补偿费感到不堪承受。此外，农民长期在农田劳作，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单一，很难适应竞争激烈的非农就业市场，导致就业难题。
虽然政府部门对失去土地的农民进行了劳动技能培训，并提供培训费用补助，但这种培训往往只是形式上的，缺乏实质性的帮助。农民往往采用边干边学的方式，缺乏系统的培训和技能提升。
农民自主创业是减轻政府负担、帮助农民自强的有效途径，但由于信息不畅通、资金匮乏、审批手续繁杂等问题，农民往往望而却步。
土地征用过程中，土地收益应该在失去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的产权主体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然而，一些地方政府也参与补偿收益的分配，导致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个人获取的补偿收益减少。据统计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占据了补偿收益的大部分，农民作为土地的直接使用者和经营者，在补偿中处于劣势，征地补偿费也往往被少数干部侵吞。
土地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费的补偿费的分配标准不明确，容易引发纠纷。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是以集体经济组织登记户口为准还是以土地承包人为准进行划分。此外，对于嫁城女、新生儿等是否享有分配权以及享有多大分配权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导致各地在分配方案上存在差异，引发诉讼。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发放时间以及土地补偿费的定义和分配问题。夏粮和秋粮补贴分别进行公示和发放，时间因地区而异。土地补偿费包括多种费用，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民。具体的补贴发放和分配比例可能因地区而异，建议咨询当地相关部门获取准确信息。
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与登记过程。首先介绍了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程序和支付土地出让金的要求及时限。然后详细解释了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出让土地权的定义、特征以及取得方式，包括其有偿、有期限和物权性质。划拨土地使用权可通过缴纳费用或无偿取得，而出让土地使用权则是有
深圳市即将出台的新政策，允许开发商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进行强制拆迁。新政策规定，如果超过95%的住户同意拆迁，且钉子户不超过5%，则可申请强制拆迁。同时，也介绍了城市更新条例中的强制征收和强制售卖条款，以平衡多数业主和少数业主的利益。
中国依法征用土地的补偿方式，包括耕地、非耕地、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以及特殊情况下的补偿标准提高和增加安置补助费的情况。对于被征用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此外，征用城市郊区的菜地还需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