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原因,也被称为破产界限,是指被认定为无法偿还债务的债务人可以提出破产申请,法院据此启动破产程序并宣告破产。破产原因也是和解程序和重整程序开始的原因。破产原因的规定不仅体现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的平衡和保护倾向,还可能影响失业人数和社会秩序等多个方面,因此成为新破产法立法中的一个重要争议问题。
各国立法对破产原因的规定方式主要有列举主义和概括主义。列举主义通过列举具体行为来规定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各种情况,只要债务人实施了这些行为之一,就视为发生破产原因。概括主义则从法学理论上对破产原因进行抽象规定,通常采用以下方式:1. 不能清偿;2. 债务超过资产;3. 停止支付。我国立法采用了概括主义。
多数采用概括主义的国家将不能清偿作为适用于自然人和法人的普遍破产原因,而将债务超过作为适用于资产合法人、正在清算的法人和遗产等只对有限财产负责并且没有无限责任的特定主体主动申请破产的特殊破产原因,其目的是防止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同时规定,停止支付可以被推定为不能清偿,以解决债权人申请破产时的举证责任问题。
通常认为,立法对破产原因的规定应满足以下要求:1. 明确判断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标准,使达到破产界限的债务人能够及时、顺利进入破产程序;2. 避免未达到破产实质界限的企业被牵连进破产程序;3. 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时有易于举证的判断标准,有利于行使权利;4. 法院有可操作的标准来迅速判断是否应当受理案件;5. 立法的宽严程度符合具体国情和社会政策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三条的规定:“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本法规定宣告破产。”根据这一规定,破产原因的实质标准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通常称为不能清偿。然而,这一规定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该规定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残余。根据该规定,只有全民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才会宣告破产,其他原因导致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不适用破产程序。尽管民事诉讼法对非全民企业法人的破产原因规定取消了“经营管理不善”,但仍保留了“严重亏损”的限制。
当时立法规定这些限制是因为未将破产法的首要目标——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的首要目标,而是利用破产机制来实现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等其他社会目标,因此未将债务人的清偿能力作为确定破产原因的唯一标准。因此,政策性亏损的存在、外部经营环境不健全等成为限制破产法适用的理由。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不再赘述。
其次,仅以不能清偿作为破产原因,无法适应实践中的复杂情况,例如无法解决债权人申请破产时的举证责任和清算中企业的破产标准等问题。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在司法解释中规定,债务人停止清偿到期债务并呈连续状态时,可以推定为不能清偿。
第三,现行规定过于粗略,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对于什么是不能清偿以及在破产申请时如何判断等问题,都缺乏相关规定。
根据新破产法草案第三条的规定,破产原因是指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即债务人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同时也资不抵债,才视为发生破产原因。该条还规定,债务人停止支付到期债务并呈连续状态时,可以推定为不能清偿。
对于这一规定,可以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首先,应明确判断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标准,使达到破产界限的债务人能够及时、顺利进入破产程序。
其次,应避免未达到破产实质界限的企业被牵连进破产程序。
第三,应为债务人在提出破产申请时提供易于举证的判断标准,以便其行使权利。
第四,应确立法院可操作的标准,以便迅速判断是否应当受理案件。
最后,立法的宽严程度应符合具体国情和社会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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