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付费搜索是否应被定性为商业广告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目前的司法实践普遍认为，付费搜索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搜索技术服务。这是因为，如果将付费搜索定性为广告，就需要适用《广告法》中对广告发布者的责任规定，而不是专门针对信息搜索服务设立的“避风港规则”，例如《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前者要求更为严格，规定了广告发布者的内容审核义务，而后者并没有规定内容审查义务。然而，信息搜索技术服务提供者与一般广告发布者不同，他们面临的是海量信息，例如大量网站网页内容，并且这些网页内容并不存储在搜索引擎服务器上。全面审查将极大增加其经营风险和成本，不利于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割裂地看待广告法和避风港规则之间的矛盾。即使是避风港规则，对于明显违法的信息，信息搜索服务提供者仍然有审核义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红旗”规则。
因此，对于《广告法》和《暂行办法》中关于付费搜索责任的规定，应该回归到“红旗”规则，不应过分加重搜索引擎的责任。
《暂行办法》作为部门规章，主要是将法律责任的适用指向了《广告法》。根据法律责任的种类，《广告法》的法律责任可以分为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例如，制作、发布虚假广告构成刑事犯罪的，应承担刑事法律责任；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广告法》的行政法律责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虚假广告行政法律责任，二是违反《广告法》禁止性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无论是哪一种违法行为，都以“广告费用”作为计算行政处罚金额的基准。以虚假广告法律责任为例，对于单次违法行为，处以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于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以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只有在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明显偏低的情况下，才适用法定赔偿限额，即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并非是所有违法行为的最高处罚上限都是200万元。对于严重违法行为，《广告法》赋予工商机关吊销违法者的营业执照及广告发布许可的权力。
由此可见，《暂行办法》对违法广告的处罚力度是相当严厉的。有人举谷歌因医疗广告在美国被罚款5亿美元的事例，实际上并不是谷歌单纯提供在线广告，而是参与了非法药物的销售过程。
常言道，“多一层监管就是多一层腐败”。当前，互联网广告产业蓬勃发展，互联网广告收入成为支撑中国互联网行业“弯道超车”的重要物质基础。治理互联网违法广告，不应一味依赖处罚，而应由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打造“社会共治”的良性治理环境，用优质广告挤压劣质广告的生存空间，打造健康的互联网生态。
虚假广告的要约效力及相关法律规定。在我国合同法的背景下，虚假广告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因虚假广告遭受损失，消费者有权要求赔偿。法律规定中明确指出了虚假广告属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可能导致合同无效。因此，广告发布者应确保广告的真实性，避免违反法律规定
广告发布业务的标准以及农药等添加剂广告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文章指出，广告发布单位需要遵守一系列标准，包括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人员、拥有相适应的场所和设备，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同时，农药等添加剂广告需遵守多项规定，如不得虚假宣传、违法宣传、危
商家发布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的处罚问题。商家如发布虚假广告导致消费者合法权益受损，需承担民事责任。若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虚假广告造成损害，广告经营商、发布者及代言人需与广告发起方承担连带责任。此外，若商家恶意泄露消费者手机号码，消费者应报警、更改密码、
虚假广告罪的处罚以及相关法律问题。虚假广告罪的行为主体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者将面临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处罚。此外，文章还讨论了请律师在官司中的必要性，律师可以处理杂务、答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