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对于环境污染引发的纠纷,污染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规定确立了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换句话说,根据第66条的规定,污染人需要提出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据作为本证,而受害人则需要提出因果关系存在的证据作为反证,以削弱或推翻污染人提出的本证。受害人不需要承担因果关系证明的客观证明责任,但仍需承担主观证明责任。
根据第66条的规定,受害人需要提出证明因果关系存在的主观证明责任,即受害人需要提出证据来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第66条并没有规定受害人如何证明因果关系存在,只是表明受害人不需要承担因果关系证明的客观证明责任。因此,受害人如何提出反证来证明因果关系存在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证据法基本理论,反证的证明标准较低,只需使法官产生动摇即可。然而,由于环境侵权具有长期性、潜伏性、复杂性、广泛性和科技性等特点,即使证明标准较低,受害人也很难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
我国的立法只规定了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从证明责任的角度来看,其在性质上属于客观证明责任。法官在面对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根据第66条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作为裁判的最后手段,判定加害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然而,第66条并没有规定受害人如何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
因此,为了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责任,法官可以采取因果关系推定作为一种证明方法。因果关系推定是根据环境侵权诉讼案件的特殊性,为帮助受害人实现对因果关系存在的证明责任而采取的。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法官可以根据事实情况进行因果关系的推定,以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责任。
在环境侵权范围下,因果关系的认定非常困难。除了科学知识不充分外,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本身就具有复杂性。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可能是一因一果或一因多果型因果联系,也可能是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型因果联系,甚至可能是这几种因果联系的混合。在某些情况下,因果关系往往难以界定。
补充因果关系是一种特殊情况,指数个侵权行为共同作用下才会造成损害结果,而各个侵权行为单独行为下不足以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补充因果关系包括附加的补充因果关系和协同作用的补充因果关系。附加因果关系指各行为相加之后才引起权利侵害,而协同作用的因果关系指数个侵权行为通过相互作用才引起损害结果。在补充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受害人需要根据社会相当性理论来判断这种行为是否微小到可以被忽略。
累积因果关系是指虽然是数个行为导致了损害的发生,但实际上单个行为本身已足以引起损害。即使少了某一行为,依然会产生损害结果,只是在程度或性质上发生变化。这种因果关系并不会影响到因果关系的认定,只会影响到赔偿问题。
替代因果关系是指数人的行为都能单独地引起全部损害,但究竟是哪个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不明确。这种情况下,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个行为导致了损害的发生。
环境污染纠纷的举证责任及相关法规。规定污染者需承担侵权责任,需证明其行为与损害无关或符合法律规定的免责条件。以远安市化工厂超标排放为例,介绍了应对措施和法律责任。受害者可通过举报维护权益,并要求赔偿。具体赔偿金额需视情况而定,我国尚未明确规定相关赔偿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和赔偿原则。环境侵权作为新型侵权行为,因高度工业技术缺陷导致,采用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并立的二元化归责体系。赔偿原则方面,应坚持全部赔偿与限制赔偿相结合,并适度运用惩罚性原则。由于现代工业生产排污具有高度危险性和涉及复杂的科
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及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的作用。文章从解释论角度考察,对《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环境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及归责原则的分歧。文章指出,《民法通则》中的规定主要解决法律适用问题,应适用环保法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是指“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由于污染环境、生态破坏或者其他环境方面的民事侵权行为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利益,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我国相关立法则主要规定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即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