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破产清算、破产和解程序中，程序的启动主体只包括债权人及债务人。与此相对而言，重整程序的主体更加多元化，包括债权人、债务人、债务人的股东，甚至董事会也在一些国家、地区的立法上也获得了重整申请权。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82条即属此类。
从世界范围来看，重整程序中担保债权人的担保物权受到严格限制——在重整期间暂停行使。但是，在破产清算、和解程序中，各国立法一般都赋予该类债权人不依程序而优先受偿的别除权利。
在破产清算、破产和解程序中，参与主体仅仅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虽然债务人股东有权列席债权人会议，但是他们并不享有对决议事项的表决权。重整程序中，股东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他们不仅有权申请债务人破产，而且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对重整计划享有表决权。
从程序效力而言，重整程序的优先性主要体现在，法院裁定重整后，债务人涉及的破产清算、和解、强制执行及因财产关系所引发的诉讼等程序都应停止。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94条即直接如此规定。遗憾的是，重整程序的优先性在《破产法》中并无明文规定，但是通过对《破产法》结构的研究发现：三大破产程序在破产法中的排列顺序是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破产清算，重整程序位列三大程序之首，重整理应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时得到优先考虑。重整程序的优先性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本位的立法理念在我国《破产法》制定过程中产生的深刻影响。
破产管理人在重整计划执行中的职责。管理人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同时对法院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债权人会议监督。重整计划执行由债务人负责，管理人有责任监督其执行并向法院提交报告。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具有约束力，影响债权人的权利
中国破产重整制度的特点，包括只能在破产程序中进行、与西方国家双轨机制的不同以及我国特有的重整与和解的紧密关系。我国破产重整制度通过与破产原因等同化，限制了破产程序之外的重整可能性。同时，和解与重整相互促进，但也存在缺陷，如重整与和解的相互依赖可能导致
重整制度中债务人和出资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保障问题。新破产法规定了债务人和出资人的重整申请权，但对出资人的权益保护需进一步明确。债务人在重整程序中担任重要角色，同时需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以防止滥用权力。监督可通过设立监督机构、加强信息披露等方式进行。
重整程序的相关内容。法院收到重整申请后应在三十日内作出裁定，若重整计划未获通过，法院将裁定终止并宣告破产。重整制度具有多元化的启动主体和广泛的参与主体，担保物权受到限制。重整程序的优先性体现在一旦法院裁定重整，其他破产程序必须停止。反映了社会本位的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