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1款的规定，我接受马某贩卖毒品一案的犯罪嫌疑人马某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人，为他进行辩护。
在此之前，我研究了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查阅了卷宗材料，会见了犯罪嫌疑人，走访了有关证人，并且对现场进行了勘察，获得充分的事实材料和证据。
我认为起诉书在认定事实上有重大出入。理由如下：
控方一直强调被告贩卖毒品数量巨大，由于被告系初犯，主观恶性小，又坦白的交代了其犯罪事实，又无前科劣迹，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示悔罪。并且被告只是将毒品贩卖给一个人，这种社会危害性较小，不能只将毒品的数量问题作为判断被告罪行的唯一标准。
被告到案后，能够如实的供述犯罪事实，并且在庭审中也实事求是地供述了犯罪经过，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改之诚意，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刑律，给社会造成了危害，表示愿意痛改前非，相信他一定能够吸取这次犯罪的教训，重新做人。并且被告系初次偶然犯罪，以前从未有过任何违法犯罪记录。
所谓运输毒品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运输毒品罪，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运送毒品的行为。”该罪在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是：“明知性”。即行为人明知所运输的是毒品而予以运输，如果行为人对自己所运输的是毒品在主观上不明知，或者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应该明知，则毫无疑问绝不构成此罪。
本案中，虽然从被告人陈某所携带的旅行包中查获了毒品海洛因，但陈某在公安人员将旅行包拆开前，并不知道旅行箱夹层中藏有毒品，控方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魏宏明知旅行箱中藏有毒品而非法运送。通过法庭调查，无法证明魏宏“明知”或“应当知道”旅行包中藏有毒品。而被告人陈某从被抓获到庭审所有的供述均呈现高度一致性，其主观目的是要把旅行包出于朋友义气帮忙带回天津，故其不知道物品是毒品。但辩护人认为，刑事司法应是权威而严肃的，一切的犯罪认定都应当通过证据来证实，不能凭主观推断。如果据此认定陈某的行为构成运输毒品罪，那就违背了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完全是客观归罪了。
2010年2月5日上午，在XX和马某交接毒品的时候，因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没有交易成功，因此，在这次交易中，被告人马某因被抓获而没有完成犯罪实施，系犯罪未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给予被告人马某定罪处罚。
马某仅承认自己购买毒品只是供自己吸食使用，而且根据证据显示，马某购买毒品确实是供自己吸食，而非将其出售，所以社会危害性极小。又因其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在庭审中也实事求是地供述了犯罪经过，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改之诚意，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刑律，给社会造成了危害，表示愿意痛改前非，相信他一定能够吸取这次犯罪的教训，重新做人。
根据被告人的陈述和已查获的证据根据，和“不能证明非法持有较大数量毒品是为了进行走私、贩卖、运输或者窝藏毒品犯罪的，才构成本罪”的规定，本案被告人马某购买毒品的行为依法只能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而不能定为贩卖毒品罪。
综上所述，本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为了给被告人马某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有利于其教育改造，诚请法庭在对被告人马某量刑时，综合全案以及被告人马某的犯罪情节和认罪态度等，给予被告人马某从轻处罚。
刑法典中的立功分为一般立功和重大立功两种形式。一般立功包括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等，重大立功则包括检举重大犯罪行为、阻止重大犯罪活动等。立功的实质条件由司法解释认定，要求犯罪分子本人的行为。同时，《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意见》
行政处罚的教育功能。行政处罚不仅是法律制裁的一种形式，还具有教育的作用。通过制裁行政违法行为，达到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的目的。同时强调，行政处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应与教育相结合。对于不同年龄段和情况的违法行为人，应采取不同的处罚方式以达到教育的效果
关于立功认定的司法解释和立功条件的细节问题。通过解释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对于立功认定条件和要求的《意见》，深入解释了立功的条件、认定程序和要求，以及立功情节的处理方式。同时，明确了立功认定的限制和重大立功的认定标准，以及不能被认定为立功的情况。
应当复核主要证据，可以讯问原审被告人。需要原侦查案件的公安机关补充收集证据的，可以要求其补充收集。被告人、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自首、立功等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材料和线索的，可以移交公安机关调查核实，也可以自行调查核实。发现遗漏罪行或者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应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