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37条第三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些规定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公民的权利。
但是，关于财产的规定，以“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代替的财产，使得不具操作性。因为财产是否合法应由法院裁判，在此之前，任何财产都不受侵犯;由于所有权的权能可与财产本身分离，因而侵犯具体的财产未必涉及财产的所有权。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遗憾的是，这条规定没有说明如果以非法方式收集的证据将如何处理，从而使其无法得到落实。
刑诉法第91-118条对证据取得的程序也做了较明确、细致的规定，但缺少在对有关财产进行搜查和扣押时对侦查人员的限制的规定。特别是搜查证在中国由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发，与大多数国家由法官签发大不相同，实际意义不大。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也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鉴于刑讯逼供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下发了《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
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社会发展之终极目标。在刑事诉讼中，从以追诉犯罪为重点逐步转变为优先考量保障人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其中起到甚为巨大的作用，可说是抑制国家公权力行使的重要机制。拥有强大资源的政府机关理应慎守法定程序，在维护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发现真实，保障司法的公正、纯洁。
当前，中国的法制建设正在不断进步，然而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的现象确实存在并成为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顽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消除刑讯逼供的一种有效手段，并具有其先进性，因此在中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亦成为必然。这也将有助于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与法制的建设。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判断原则，包括相关性原则、实体公正性原则和程序公正性原则。相关性原则要求证据与待证事实存在联系。实体公正性要求排除不可靠的传闻证据，确保证据的真实性。程序公正性强调证据收集必须符合法定程序，排除非法证据。法官在审查证据时需全面评估
警察作伪证的法律处罚，伪证罪的特征以及犯罪主体的相关内容。在刑事诉讼中，警察等人员故意作虚假记录会构成伪证罪，会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伪证罪特征包括妨害国家司法机关正常活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等，其主体是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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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作为证据的使用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必须是真实客观有效的。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将其排除。因此，非法录制的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