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死刑复核权收回”与“死刑复核权下放”的死刑控制模式优劣悖论。按照法律专家们的意见,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从程序上贯彻落实“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把死刑绝对数量降下来。二是,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避免同等情况下各地量刑不一,有违刑罚的公正的现象发生。三是,避免或减少冤假错案产生,提高死刑案审判的质量。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这一切理想的目的与“死刑复核权收回”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呢?如果我们仅想减少死刑的数量,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提高适用死刑的标准、建立定罪和量刑分离制度、根据各省份犯罪率发生情况严格限定死刑犯的数量指标等方式把死刑犯数额降下来。现在各省份高级法院听说“死刑复核权收回”的目的是贯彻或落实“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后,便纷纷减少适用死刑的数量,这足以说明即便是死刑复核权不收回,死刑适用数量也可降下来。关于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公平的,但恐怕统一标准后会带来客观实际上的不公平。因为,在经济落后省份贪污或受贿一百万元人民币,与经济发达省份贪污或受贿同样数额的款项其社会危害性是不一样的;在毒品犯罪猖獗的地区走私或贩卖毒品与在毒品犯罪少发地区走私或贩卖毒品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也是不同的。我们若考虑到各省份的特殊性,对死刑适用标准存在差别,从一定意义上讲,反而更能体现刑罚的公正性。至于为达到避免或减少冤假错案产生并提高死刑案审判质量的目的,应该在案件一审和二审阶段通过适用严格的刑事证据规则并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监督职能来实现,为什么非得要等着一二审出错后寄希望于通过最高院复核程序进行补救呢?当然,对于特殊的死刑案件,应当赋予辩护律师有提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权利,并为死刑复核期间留出充分的时间。相反,若部分“死刑复核权下放各省高院行使”反而更能照顾不同省份或地域的特殊性,也会给最高人民法院留出更大的宏观监控或调整死刑政策的空间;而死刑复核权全面收回后,最高人民法院就必须直接为死刑案的办案质量负责,必须直接对死刑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治安状况负责。所以,对“死刑复核权收回”与“死刑复核权下放”的死刑控制模式我们不能明确肯定孰优孰劣,二者之间存在悖论,其最终社会效果有待“死刑复核权收回”后实践结果进行验证。
全球死刑趋势及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公开性问题。全球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死刑,而美国死刑复核程序具有典型性。在我国,保障死刑的程序公正至关重要,但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存在不开庭审判和缺乏公开性的问题,导致无法有效监督并可能剥夺当事人的公开审判权和庭审辩论权。
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合并的问题,指出这种实践违反了法律程序,易导致错杀和地方保护主义。为解决这个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并设立独立的死刑复核庭,由最高人民法院垂直领导。这样可以确保死刑在全国范围内正确适用,统一死刑适用标准
死刑复核程序的重要性。该程序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适用死刑的严肃和谨慎态度,有助于保证办案质量、正确适用死刑、控制死刑的适用,实现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以及严格死刑规格和统一执法尺度。通过多次检验和保障,减少冤假错案,保障公民权益和社会稳定。
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以及刑事诉讼的主要阶段。根据《刑法》的规定,不同刑罚的追诉时效不同。刑事诉讼主要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五个阶段。除此之外,还存在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两个特殊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