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规定上看，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规定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然而，由于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0年3月和1981年6月分别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对严重刑事犯罪案件行使核准权。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在必要时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对严重危害社会的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此后，云南、广东、甘肃等省高级法院也获得了对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核准权。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明确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然而，199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下发通知，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
死刑复核权下放导致部分案件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重叠。对于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案件，如果被告人上诉或检察院抗诉，高级人民法院普遍将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合并。具体操作是在二审裁判文书中注明该裁判同时是对被告人核准死刑的裁判。此外，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也导致不同地区死刑标准的不一致。最高人民法院仍对危害国家安全、经济犯罪等类型的罪行有死刑核准权，造成这些犯罪与杀人、强奸等犯罪之间的不平等，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实现。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其中，死刑包括立即执行和缓期执行。然而，由于立法技术的瑕疵，这样的表述并不明确，导致了一定的混乱。此外，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的死刑缓期执行案件由谁核准的问题也没有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复核阶段辩护人的委托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死刑案件时，应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听取其意见。辩护律师可以积极参与复核程序，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和辩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有权提出意见，确保复核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死刑复核程序的特点和问题。该程序采用秘密审核方式，不开庭审理，导致复核过程以秘密阅卷为主，控辩双方无法充分参与。此外，死刑复核程序由人民法院单方控制，被告人无法与司法权展开理性对话。程序存在的问题包括司法主动性导致失去中立性，以及与二审程序合并导致的
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合并的问题，指出这种实践违反了法律程序，易导致错杀和地方保护主义。为解决这个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并设立独立的死刑复核庭，由最高人民法院垂直领导。这样可以确保死刑在全国范围内正确适用，统一死刑适用标准
死刑核准权的变化和影响。在中国成立初期，死刑核准权由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分工行使，但经历了多次变化和调整。最终，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有利于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和防止错杀无辜。然而，仍需解决如何正确处理之前已核准的死刑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