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使得立法者难以完全预见和覆盖所有情况，尤其在行政法领域。成文行政法律规范往往无法及时跟上快速变化的行政实践。相比其他法律规范，成文行政法律规范更难以全面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需要在其他资源中寻求填补这些规范漏洞的方法。
作为行政机关长期执法实践经验的总结，行政惯例具有灵活性、稳定性和针对性等特点，为行政机关的裁量活动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例如，在治安管理中，相关行政法律规范并没有对“卖淫嫖娼”的具体认定做出规定，但公安机关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男女分开审查”、“事前是否相识”、“是否存在金钱交易”等认定标准已成为习惯性做法。即使在社会观念开放的今天，这种惯例对于区分性行为的违法和违反道德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行政惯例更贴近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能够发挥特殊的补充作用。随着典型案例公布等机制的建立，更多基层执法实践中的习惯性做法将被发掘，行政惯例对裁量活动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
大量行政裁量权的存在客观上助长了行政专横和武断的倾向，行政机关的反复无常也直接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公民在与行政机关发生关联时，往往会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行政机关以往的惯常做法。这种群体性的习惯准则实际上是受群体的潜意识所支配的。即便某一行政机关或相对人对某些惯例的存在可能并不具有明确的意识，但作为执法经验的结晶，行政惯例已经深深嵌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并内化为行政机关固定的执法模式。在给付行政日渐兴起的今天，“同等情况享有同等给付”的遵循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尤为重要，它不仅能够消除行政机关的恩赐心理，而且还能进一步凸显行政相对人的主体地位。
行政法的历史就是行政裁量不断扩张以及对其进行规制的历史。成文行政法律规范应当是首选的方式，但依靠成文法规范自身的修正来实现内容的更新是困难的。因此，行政法规则的自我更新需要借助于其他力量。例如，法国的公产不能转让在成为成文法规则之前就是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习惯而存在的。如果立法者认为某项行政惯例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合乎法律原则、反映客观规律，且具有长期适用的可能性，就可以在行政法律规范的制订修改过程中予以吸收，进而产生新的成文行政法律规范。通过推动行政法律规范的自我更新，行政惯例以发展的姿态维护了行政法的适应性，从而缩短了成文行政法律规范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差距。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病危是否能免除行政处罚的问题。虽然病危状况本身不能免除处罚，但在特定情况下，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未被发现的犯罪行为以及特定情节和表现等，可以考虑是否免予行政处罚。
国务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人员构成及其职权。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和秘书长组成。总理全面领导国务院工作，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国务院依法履行多种重要职能，包括制定行政法规和向全国人大或常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条例》与《民法通则》在处理医疗纠纷中的关系。其中，《条例》主要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规定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程序、赔偿范围和标准等。而法院处理医疗纠纷案件时，主要依据的是《民法通则》，它涵盖医疗损害赔偿，遵循有损害即有赔偿的原则。此外，
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及部分省市人民政府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这些权限包括规章制定具体规定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以及在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进行规范，但范围和种类受到严格限制。对于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的讨论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