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对先履行抗辩权的规定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1. 充分详细的规定行使条件：传统大陆法系中，对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仅限于“财产显著减少，有难以履行的可能”的规定。但我国的《合同法》突破了这个限制，将商业信誉的丧失作为判断相对人失去履约能力的标准之一，并通过概括性的规定将一切有害于合同履行的行为都包括到丧失履约能力的判定标准中，拓宽了不安抗辩权的使用范围，为先履行方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护。
2. 兼顾先履行方和后履行方的利益：《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合同先履行方在中止履约并尽了通知义务后，只能处于等待的状态，无权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约。这充分考虑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并未限制后履行方提供担保的行为。同时，对于后履行方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情况，先履行方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保护了先履行方的权益。
3. 完善的救济方式：《合同法》明确规定，先履行方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后履行方丧失或可能丧失履约能力时可以中止履行，对方提供充分担保后应继续履行义务。如果后履行方未能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这为先履行方提供了明确的救济方式。
然而，我国《合同法》中的先履行抗辩权制度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解除合同的规定矛盾：《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时，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这条规定对于同时履行和先后履行两种场合都适用，但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矛盾。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解决。
2. 举证责任过重：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允许有较低限度的主观判断不同，我国合同法对举证责任的要求相当严格。这增加了当事人使用先履行抗辩权的成本，有违设立先履行抗辩权的初衷。因此，可以要求后履行方负一定的反证责任，以减少先履行抗辩权的使用成本。
3. "适当担保"含义不清：《合同法》规定，后履行一方提供适当担保后，先履行一方应恢复合同的履行。然而，对于"适当担保"的程度，法律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给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机。因此，应对"适当担保"做出明确的司法解释，以使法律更加清晰。
三种抗辩权的区别与联系。三种抗辩权在主张权利人、法律义务及行使权利的时间上有所不同。然而，它们的联系在于目的相同、适用范围相同、权利效力相同以及行使方式相同。不安抗辩权和先履行抗辩权适用于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合同，而同时履行抗辩权则无此要求。
我国票据法中法院不予受理票据纠纷的情形，主要是持票人未先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先行使追索权被拒绝后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同时，也阐述了票据抗辩权的限制，旨在保护票据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确保票据流通的正常秩序。限制主要体现在票据债务人不得对抗持票人
票据债务人对持票人提出抗辩时，法院会支持的一些情形。这些情况主要包括票据无效、票据伪造或变造、票据时效已过以及持票人操作不当等。当票据债务人提出这些抗辩理由时，法院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决。文章旨在为票据当事人提供法律指导，维护双方
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法律原则，适用于双务合同中的互负债务情况。双方债务必须基于同一双务合同产生且均已届清偿期，对方未履行或未提出履行债务时，方可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若对待给付无法实现，应通过合同解除制度解决，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成立基于双务合同中债权债务的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