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保险合同中“违法行为免赔”条款应该如何理解

案情

2008年8月20日，甲融资租赁公司与员工王某等26人向乙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名为“团体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的保险合同。根据合同约定，被告乙保险公司承担被保险人的身故伤残和医疗费用的保险责任。保险期间为2008年8月21日至2009年8月20日。2009年6月，被保险人王某与同事蒋某等五人受公司指派前往浙江省常山县查扣欠缴租金的一辆水泥槽罐车。王某等人在多日查访后，在12日凌晨3时许在路边找到该车，并告知驾驶员娄某己方身份并准备扣车。然而，娄某反抗，导致王某等人打砸车窗并强行扣车。娄某驾驶槽罐车逃离现场，蒋某等人驾驶商务车追赶，并通过在某段高速公路上超车并横在车前的方式试图将其逼停。然而，娄某没有采取制动措施，反而一直顶着商务车行驶了515米直至撞到另一辆货车尾部才停下，导致王某当场死亡。经常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娄某犯有故意杀人罪。王某的父母作为受益人向乙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然而，乙保险公司在2010年3月18日根据保险合同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作出了拒赔通知书。由于双方无法就赔偿事宜达成协议，王某的父母作为原告将此事告至法院，主张赔偿。

分歧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王某等人强行扣车的行为是否属于“违法行为”，以及乙保险公司是否可以根据此免除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对此，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观点一：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

支持保险公司的观点认为，根据刑事判决，王某等人的追车、砸车行为属于主观故意行为，是对他人的伤害。根据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保险合同是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正当利益，对于违法行为，法律不应予以保护。因此，被保险人的死亡是由其自己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如果保险公司赔偿的话，将助长被保险人通过非法手段进行维权的行为。

观点二：被保险人的合法行为

另一观点认为，王某等人的行为属于合法的私力救济行为。根据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公司有权对车辆进行扣押，而槽罐车承租人长期逃避租赁公司，导致该公司只能派员工多方查找。在最终找到车辆时，车辆准备再次逃匿。在这种情况下，王某等人采取的追赶、拦车等措施都是合理合法的。即使王某等人的行为违反了交通法规等，但是这些行为与王某的死亡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王某的死亡是由娄某的故意犯罪行为造成的，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因此，保险公司应当赔偿。

评析

违法行为的涵义

目前，各大保险公司备案的人身保险条款中都包含了“违法行为免赔”的规定。然而，对于“违法行为”的理解一直存在分歧。保险公司认为，“违法行为”应当从广义上理解，不仅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还包括民事、行政法律法规。然而，笔者认为对“违法行为”不应如此宽泛解释，否则将不利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也会降低保险公司的责任标准。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保险人可以免赔的情况仅限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刑事强制措施导致伤残或死亡”的情况。因此，对于“违法行为”应当从狭义上加以理解和适用，被保险人的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才能构成免责的“违法行为”：主观上属于故意，客观上违反了保护他人或社会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法律，并且达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

违法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即使被保险人的行为达到了上述标准，还需要判断该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保险法的近因原则，损害后果的最直接原因必须是保险人承保的保险事故。在适用“违法行为免赔”条款时，也应当遵守这一原则。换句话说，只有当违法行为是导致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时，保险人才可以免责，否则保险人仍然需要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因此，在判断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时，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直接因果关系，即违法行为是直接造成损害后果的最有效、最具有决定性的原因；2.单独因果关系，即违法行为是导致损害后果的唯一原因，没有其他原因同时发挥作用。在本案中，王某等人的打砸车窗和追车行为虽然具有违法性和危险性，但并不是导致王某死亡的直接原因。真正导致王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娄某的故意犯罪行为，这个行为已经打断并取代了王某的违法行为。

上述两个标准对“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限定，同样适用于其他免赔事项。只有在约定事项直接地、单独地引起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才能考虑免除被保险人的给付义务。在确定免赔事项是否构成以及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时，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

相关法律知识

人身保险合同是一种以人的寿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的一种协议。根据合同约定，当被保险人发生死亡、伤残、疾病或达到约定的年龄、期限时，保险人有责任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