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根据是指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也是犯罪基本属性的法律表现。通过设定具体的犯罪构成，立法者使得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具体化和特定化。犯罪构成中充分体现了犯罪概念的三个基本属性。当一个人实施了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就意味着该人犯了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因此，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根据。根据犯罪与刑事责任之间内在的因果联系，确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也就确定了刑事责任的存在与否。
犯罪构成不仅决定刑事责任的有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刑事责任的大小。犯罪构成是刑事案件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犯罪事实，但其他一些事实因素，如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危害结果大小、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等，也会影响刑事责任的程度。应当指出，决定刑事责任程度大小的首要因素是行为符合的犯罪构成，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因为犯罪构成要件是从能够说明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最重要的案件事实中抽象出来的。这些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不仅能够说明刑事责任的存在，还能够说明刑事责任的程度，从而使得不同程度的罪行之间设立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然而，尽管犯罪构成事实是决定刑事责任程度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根据，但并非唯一的根据。除了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外，在犯罪案件的客观、主观、主体以及其他方面，还存在一系列能够影响和说明刑事责任程度的事实。总的来说，刑事责任程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行为符合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然而，犯罪构成以外的反映社会危害性程度和人身危险性程度的事实对刑事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哲学理论根据是指犯罪人基于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或相对自由意志实施了犯罪行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也决定人的行为，包括犯罪行为。物质条件限制了人的行为，但并不决定一个人只能实施某种行为，而不能实施其他行为，也就是说，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选择的自由，即相对自由意志。正是由于这种相对自由意志，国家可以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并根据人们所选择和决定的行为是否符合该社会标准来给予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在我国社会条件下，行为人本应选择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但却选择了危害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的犯罪行为，或者本来可以避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损害的行为，却没有避免，这就使国家将行为人视为犯罪人并予以否定的评价和谴责。因此，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哲学理论根据在于犯罪人基于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选择实施了犯罪行为。
国家可以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哲学理论根据还在于犯罪人具有社会性。犯罪主体与其他人一样，不仅是自然存在的个体，也是社会存在的个体。犯罪主体的犯罪行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实施的，而且是危害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在我国，这种一定的社会关系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国家是社会关系的维护者，维护这种社会关系既是国家的权力，也是国家的义务。因此，国家对基于主观能动性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贪污罪的分类。包括侵吞财物、窃取财物、骗取财物和其他方法等多种形式的贪污行为。其他方法还包括内外勾结、公款私存、利用回扣和合同非法占有公款等。此外，文章还介绍了间接贪污和占有应交单位的劳务收入等形式的贪污行为，以及利用新技术手段进行贪污的行为。
五年后再犯赌博罪是否属于累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属于累犯。对于赌博罪，如果符合聚众赌博的立案追诉标准，应当以营利为目的并被追究刑事责任。用作赌注的款物、
福利院虐待儿童老人的法律处罚和福利院领养孩子的手续。对于虐待行为，根据相关法律，福利院若虐待儿童老人且情节严重，其主要领导者和直接责任人员将受到刑事处罚。领养孩子方面，收养人需提交一系列证件和证明，包括护照、海外居住证明等，并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
挪用公款罪中营利性活动的认定。根据相关法律解释，挪用公款用于营利活动包括存入银行、集资、购买股票等行为。不同挪用情况有不同的认定标准，涉及挪用时间、是否归还、是否用于非法活动等。明确区分不同情况有助于对挪用公款罪进行恰当的法律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