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行为和不当得利之债在立法目的和构成要件上存在重大差别。侵权行为的立法目的是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并制裁不法行为人。而不当得利之债的立法目的是恢复因不当变动而受到破坏的利益平衡,并不对受益人进行指责。此外,侵权行为和不当得利之债的构成要件也有明显区别。不当得利之债的成立以受益人的客观受益为前提,而受益人是否有主观过错对不当得利之债并不产生影响。然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则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即行为人必须有故意或过失。行为人是否因自己的行为受到客观利益并不影响侵权行为的成立。
本案中,被告是一家办理支票存款的银行,原告是一位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存款人。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资金关系,基于存款行为,原告享有对被告的债权,这也是原告有权开出以被告为付款人的支票的合法基础。然而,在本案中,被告未经原告同意,仅凭第三人的非法请求,将原告的资金转给第三人,侵害了原告的债权,导致原告债权额不当减少。被告的行为不仅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还实施了加害行为,构成了侵权行为。
被告的主观恶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票据误汇后,被告明知自己没有支付对价,不享有票据权利,却没有将票据退还给原告;其次,被告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该知道即使第三人出具了书面承诺也不能取得票据权利;第三,即使原告确实意图将款项汇给第三人而误汇给了被告,被告也必须与原告事先达成合意才能实施转让,然而在本案中,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票据利益转让给第三人;最后,被告违反票据操作规程,满足第三人的非法请求,目的是让第三人用这笔款项偿还在被告处的贷款,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明显存在恶意通谋。
此外,被告作为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专业银行,在侵权行为中利用了持票人和付款人双重身份的便利条件,违反了票据操作规程,使侵权行为得以完成。
原告是否同时享有不当得利之债和侵权行为之债的双重请求权,涉及到本案中请求权的竞合问题和诉讼时效的起算。一般来说,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并不一定会获益。如果行为人的侵权行为只是"损人而不利己",那么只能构成侵权行为。相反,如果受益人本人没有过错,只是因为受害人的过错而获得利益,那么受益人只构成不当得利。然而,如果行为人因侵权行为获得利益,侵权行为之债就可能与不当得利之债竞合。在本案中,被告实施的侵权行为经历了四个阶段:与第三人通谋、恶意取得票据利益、转让票据利益给第三人、第三人用票据利益偿还被告的贷款。从整体上看,尽管被告在第二阶段获得了不当得利,但这只是侵权行为的一个环节,实际上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在第二阶段发生了竞合。因此,本案中的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之债竞合。
如果原告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时效。然而,如果原告提起侵权行为之诉,由于被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将票据利益非法转让给第三人,原告对此侵权行为一无所知,并且被告也没有通知原告。考虑到金融业务的保密性质,原告也无法得知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恶意串通行为。直到原告申请后,被告才首次向原告出示了第三人的书面函件。在本案中,票据的交付只能作为不当得利之诉的时效起算点,而不能作为被告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构成侵权行为的时效起算点。从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没有超过20年;从原告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没有超过2年。因此,原告提起侵权行为之诉并未超过时效。在不当得利之诉和侵权行为之诉竞合时,法院应重视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请求的合法性,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本案中,原告提起了侵权行为纠纷诉讼,但两级法院却按照不当得利纠纷进行审理,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民事纠纷的官司流程以及其他解决方式。在官司流程方面,文章详细阐述了起诉、提交起诉材料、提交书证、立案审查、预交诉讼费用、开庭审理、判决生效等步骤。另外,还介绍了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两种常见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包括自决、和解、调解和仲裁等。
律师在诈骗案件中的角色。根据法律规定,受害人可以委托律师起草控告书或举报书,但律师不能代替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自行辩护或委托辩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也有义务保障其辩护权利。
原告能否给证人钱财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不得给证人钱财。证人出庭需经法院许可,其证言需经过质证查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同时,保障证人的安全十分重要,对于特殊案件的证人还有特殊保护措施。证人因作证而支出的费用可以得到补助。
检察院在沟通期间对案件侦查的影响。检察院在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时,如发现职务犯罪线索,应及时与监察机关沟通。沟通期间不得停止侦查,并要及时报告上一级检察院。根据案情不同,侦查终结后的案件将分别作出移送审查起诉或撤销案件的处理决定。检察院自己立案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