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私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定性对象、定性范围、定性冲突和定性依据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然而,大多数学者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定性问题,很少有学者从司法裁判的视角来解读定性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中的方法论意义。这种状况不仅加剧了各种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还阻碍了法官正确运用定性进行法律选择,作出合理和有说服力的判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8条的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应适用法院地法律。然而,这一规定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定性问题的不同理解。
因此,筆者主张从涉外民事裁判的角度来分析国际私法语境下定性的意义、功能和方法,以解决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背离,并为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贯彻和实施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定性在国际私法中通常被称为"识别"或"分类"。目前国内学者对定性问题存在一定的分歧。学者们对识别问题进行了分析,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首先,关于国际私法语境下定性的性质,现有国际私法学者对定性的定义并没有反映出定性作为一种思维活动所具有的特性。有的学者将定性界定为一种程序,一种用来排除外国法适用的制度。也有学者将定性视为一种法律思维活动。还有学者将定性看作国际私法中的一个问题。
其次,定性与涉外民事法律适用的关系也存在争议。定性冲突的本质是涉外民事裁判中对同一案件事实存在几种不同的定性依据,反映了不同国家对同一事实的价值判断。对冲突规范是否属于定性范围以及冲突规范中哪些内容属于定性范围存在不同观点。
再次,定性过程中定性依据的选择是涉外民事裁判中定性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定性依据的选择才是涉外民事裁判中定性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定性依据的选择会影响法官对于识别依据的选择。
因此,我们不能将国际私法中的定性与国内法中的定性混同起来,忽视了定性在涉外民事裁判中的应有之义。
法学方法论视角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剖析国际私法语境下的定性问题。
首先,关于连结点是否为定性的范围问题。定性被认为是一种司法归类活动,也称为涵摄或归摄。法官将案件事实涵摄于特定法律概念的过程。定性将已确认的案件事实归属到某一特定的法律构成要件中去,以相关的法律概念的内涵为依据,使其归属于构成某个法律规范中心概念的适用范围。
其次,定性依据的选择是涉外民事裁判中定性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定性依据的选择会影响法官对于识别依据的选择。
最后,法官在定性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定性过程中,法官必须积极参与事实和规则的互动。不同的定性者对事实和规则所释放出来的意义的把握也是不同的。定性者在对被定性的对象进行建构的同时,也在倾听事实和规则所释放出来的意义。
因此,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定性问题应该从涉外民事裁判的角度来考察。定性与法律适用是一个思维过程的不同环节,两者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定性的范围应包括法律概念和冲突规范。
国际通行和中国在解决国籍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方面的不同方法。国际通行做法主要通过国内立法、国际条约等方式消除国籍冲突,对于积极冲突根据不同情况以当事人最后取得的国籍、住所或最密切联系的国籍为准。中国则采用住所与国籍相一致原则或最密切联系原则,对于消极冲
国际技术转让合同的定义和特点。这类合同是一种书面协议,旨在跨越国界转移技术,涉及使用权转让、技术服务或知识传授,并收取相应费用。合同具有双务、诺成、有偿等特点,内容广泛、履行期限长、法律制度复杂。技术转让方需提供技术资料和指导,以确保受让方按合同生产
定性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国际私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定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剖析定性问题,很少有学者从司法裁判视角来解读定性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中的方法论意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8条规定了涉外
2010年,中国国际私法学界30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该法与现行有效的其他法律、法规中的法律适用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