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政府在缔约谈判前已经进行了法律和缔约草案方面的调整和准备。然而，由于美方施加的压力，这些准备都被搁置。
中美新约缔结后，中国立法院为了取消外国公司在华特权、避免官僚资本和不法商人借外商之名非法投机而修订了相关法规。新通过的《公司法》第7条对外国公司的定义和活动进行了限制。第292条规定外国公司非在其本国设立登记营业者不得在中国境内营业或设立公司。
这一规定直接威胁到美国公司根据1922年通过的《中国贸易法》在中国的经营特权。美国随即向中国施加压力，包括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强硬的适当建议”，商务部召集与中国有关的工商界人士会议，以及总统特使马歇尔向蒋介石转达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
在美方的压力下，中国政府最终按照美方的要求删除了新《公司法》中有关“营业”和“营业者”的限制。中国在缔约谈判前期就拆除了自己的法律屏障。
中国谈判前已准备了自己的条约草案，并且在交涉中占据了有利的谈判地位。然而，受到中美关系的政治因素影响，中国最终接受了美方约稿作为谈判基础。中国政府经济部在审议美方约稿时意识到形式上的平等，但考虑到两国经济实力悬殊，商约施行后两方所获取的利益难以均等。中国外交部在提出自己的谈判对案时从全盘考虑，对美方的约稿作了最优惠处理，以避免因小失大。
中国公务员界的超国民待遇现象。公务员因特殊地位和待遇优化而享有超过普通国民的待遇，包括工资待遇、福利待遇、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优势。这种现象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政府已采取措施减少超国民待遇问题，如改革薪酬制度、强化监督机制和提升选拔透明度
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原则中的数量限制措施。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成员方在市场准入承诺的服务部门或分部门中不能采取特定的数量限制措施，包括数量配额、垄断和专营服务提供者等。这些限制措施旨在促进服务市场的竞争和开放，确保服务业的开放和贸易自由化。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的风险点，包括合同主体风险、知识产权风险、货物品质风险和仲裁风险。合同主体风险涉及外方个人签名和关联企业偷梁换柱问题；知识产权风险包括知识产权地域风险和定牌加工侵犯知识产权问题；货物品质风险主要是强制性标准不达标的问题；
纺织品公司向英国进口商出口真丝服装时，向保理商申请出口保理业务和信用额度的过程。出口商提交申请书后，保理商选择进口保理商并对进口商进行信用评估。若进口商资信良好，进口保理商将核准信用额度并通知国内保理商。纺织品公司接受报价后签订出口保理协议，并与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