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国家或地区,行业监管被纳入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职责范围。例如,在欧共体委员会,竞争总局除了执行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企业合并控制以及国家援助政策外,还负责监管电信、能源、银行、保险、传媒等行业。这些行业在欧共体被视为竞争性行业,与其他行业在法律和执法机构方面没有特殊待遇。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没有专门负责电信、能源等行业监管的机构。这些行业与其他一般行业一样,其监管权力交给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澳大利亚,行业监管任务由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下设涉及电力、天然气、运输和电信等行业竞争问题的"监管事务局"。新西兰的商业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准司法机构,除了执行竞争法,还执行涉及电力、电信和奶制品业的监管任务。
这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因为它们不仅考虑到行业的特殊性,还考虑到了行业改革的方向,将监管的指导思想定位在打破垄断和推动竞争方面。此外,这种做法还能节约执法成本,减少不同行政部门之间的摩擦和纠纷,提高执法效率。
除了上述国家或地区的模式,许多国家将行业监管任务授权给独立的机构,由这些机构处理被监管行业的竞争问题。这种授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限,但一般不会完全剥夺这些机构对行业的管辖权。
例如,德国负责电信和邮政监管的机构(RegTP)有权处理电信和邮政市场上的滥用行为,但在界定相关市场和认定企业市场地位方面,该机构需要征求联邦卡特尔局的意见。此外,联邦卡特尔局在处理电信和邮政市场上的企业并购和卡特尔案件方面有专属管辖权。
美国在电信、电力、金融和航空业也建立了监管机构,例如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负责电信监管。根据传统,联邦通信委员会有权根据电信法或自身的监管标准审查电信市场的企业并购,但电信市场的其他竞争行为需要由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处理。
这些国家中,监管机构和反垄断执法机构共享对被监管行业竞争案件的管辖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处理竞争案件时的法律依据是竞争法,而不是与之相冲突的其他法律。
在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监管机构的关系上,中国不太可能采取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做法。一方面,中国已经建立了许多监管机构,这些机构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不太可能轻易放弃对被监管行业的管辖权。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规模远大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如果将反垄断执法和行业监管置于同一机构,该机构可能过于庞大,难以管理。因此,在中国建立独立的行业监管机构是必要的。
然而,即使在中国,反垄断执法和行业监管相互独立,它们在管制被监管企业的限制竞争方面仍可能存在管辖权的冲突。根据国务院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反垄断法》草案第44条,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是排除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被监管行业中限制竞争案件的管辖权。然而,这种做法不符合当前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潮流,也让人担心行业监管机构能否有效执行国家的竞争政策。
因为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监管机构在处理被监管行业竞争案件时往往站在被监管者的立场上,损害处于弱势地位的经营者或消费者的利益。这种现象被称为监管者被"俘获"。特别是在中国政企不分的情况下,政府机构常常利用行政权力维护垄断企业的利益。另外,中国的监管机构在权力配置、执法程序和执法手段等方面,往往没有很强的反垄断意识,难以适应执行反垄断法的要求。
因此,中国需要建立统一的市场竞争秩序,将竞争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在处理被监管行业竞争案件时充分合作。在竞争执法机构和监管机构共享管辖权的情况下,应确保两个机构之间的协调,避免冲突,并最终将决定权交给竞争执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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