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刑核准权收回后检察机关面临的新课题
(一)死刑核准权回收的宪法价值
死刑复核程序在1954年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即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79年制定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均作了相同规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1980年和1981年通过了两个决定，先后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限期内直接行使对“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判处死刑”和“除反革命和贪污犯判处死刑以外的所有死刑”案件的死刑核准权;后又在1983年修改了《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行使死刑核准权，当年最高人民法院即制定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将上述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又据此于1991、1993、1996、1997年先后四次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对部分案件的死刑核准权(其中毒品犯罪的死刑核准权由部分高级法院行使);全国人大于1996年和1997年分别修改了《刑事诉讼法》与《刑法》，明确规定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而在其后的司法实践中，死刑核准依然处于两极格局。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也对收回死刑核准权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我们认为，死刑核准权的收回，与其说是司法改革的“突破性举措”，勿宁说是宪法价值的回归，更具体地说，是回归到法律本来的规定，当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其宪法价值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体现：
1.有利于对公民生命权的平等保护。
全球死刑趋势及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公开性问题。全球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死刑，而美国死刑复核程序具有典型性。在我国，保障死刑的程序公正至关重要，但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存在不开庭审判和缺乏公开性的问题，导致无法有效监督并可能剥夺当事人的公开审判权和庭审辩论权。
中国的死刑复核制度的历史溯源。汉代初步建立了司法体系，包括死刑执行规范；南北朝时期死刑复核制度形成，皇帝和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握复核权；隋唐时期是法律司法制度发展的高峰，唐律对死刑复核程序做出了严格规定，并建立了司法监督体制，保障了死刑复核权的有效实施
死刑的定义、适用罪名以及死刑复核程序的定义和意义。死刑是最严厉刑罚之一，适用于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的罪名包括谋杀、叛国等。死刑复核程序是法院对判处死刑案件进行复查核准的特别审判程序，检察机关在其中的作用有五种不同观点，包括控诉、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法律监督依据和职能定位。其法理依据包括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符合国家政策和“审检分立”的精神等。此外，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进行法律监督并不损害“审判独立”的原则，反而有利于维护法治理念和公平正义。关于职能定位，目前仍存在争议，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