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生错案后，当事人律师要经过法院同意后申请再审，以此达到推翻错案的目的。
再审程序是法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有重大瑕疵的判决进行再次审理的一种非常途径。其“非常程序”属性，是就其与普通救济程序的区别而言的，因为再审程序只能用于例外情况的救济，而不能像普通救济程序那样被频繁启用。古*马的“一事不二理”原则，对既判力的维护和司法权威的张扬达到极致，因而那个时候对已决案件进行复审是不允许的。
实务部门有一种观点认为，“维护的既判力只是那些正确的既判力，绝对不维护错误的既判力，” [3](p.5)我们说，判决可以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但既判力作为一种约束力和审判权威的象征，只能维护，而不能否定。即使个案判决被推翻了，也是着眼于维护法院权威考虑，因为生效判决有重大瑕疵是对司法公正的亵渎，必须通过再审这样的程序对司法本身予以自我修复，当然这种修复是有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限制的。
尽管再审程序是在极端例外的情况下来修正“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但结果终归是有关案件的判决被法院推翻，已经结束的程序又反复了一次，程序的安定性和经过诉讼程序所确定的既判力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而程序的安定性是诉讼的基本价值之一，[4](p.1)判决终局性特征是司法的本质属性，所以再审程序本身具有“反程序”特性。
英美法系国家，类似的程序冠以“上诉审程序”或“上诉程序”之名;[5]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则用“非常上诉途径”和“再审之诉”的称谓。尽管它们形式上存在差别，但实质上的功能却是一样的：对有重大瑕疵的确定判决进行救济。再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确定的生效判决，因而再审程序一旦启动，就是对司法终局性的怀疑。正因为如此，启动再审程序必须慎之又慎。
古老的“一事不二理”的原则也蕴涵着对司法资源有效配置和有效利用的意味。“‘终审不终’造成司法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降低了诉讼的效力和效益。
从现代司法的角度来看，司法资源包括司法中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等都是有限的，在同一个时期资源则相对是定值，所以投入到再审中的资源越多，则投入到一审、二审等正常审级的资源就越少，正常审级的审判质量就会降低;从逻辑上讲，又会导致再审更多的启动，如此恶性循环，使司法资源的利用出现了不必要的损耗，并导致司法的效率和效益在总体上降低。”
再审程序的启动意味着要在同一案件上重复投入司法资源，这似乎与效益原则不符，但是从公正的角度看，这又是为公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消除一审、普通上诉审中程序错误因素和裁判者的过错因素，是减小这一代价的必由之路。
效益原则不仅体现在要限制再审的发动，而且也要贯彻到再审程序的运作之中，也就是对再审程序本身的设计必须合理而高效，再审程序本身必须体现“有限性”原则，“再审程序有限性最为集中而核心的法律表现就是再审理由的有限”。
海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时的行政赔偿范围，包括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等方面的具体赔偿情况，以及国家不予赔偿的情形。同时，文章还介绍了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认定和行政赔偿的请求方式。
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区别。两者在法律关系主体、赔偿原因、赔偿范围、归责原则、解决纠纷的程序和法律依据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行政赔偿涉及国家与公民关系，基于行政侵权行为；而民事赔偿则是公民之间的赔偿，基于民事侵权行为。行政赔偿范围有限，民事赔偿范围更广。
行政赔偿的主要方式，包括支付赔偿金、返还财产和恢复原状等。同时介绍了相关法律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赔偿时，应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进行赔偿，并考虑受害人的损失和其他相关因素。
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的含义及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重要性。文章介绍了相关法律知识，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受到行政行为侵犯时的权益保护措施，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以及赔偿费用的支付。提醒人们必须在法定期间内提起行政诉讼，否则可能无法获得司法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