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登记制破解立案难

　　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之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公布;与此同时，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修正案，完成了对这部已经颁布25年的法律的修订。至此，中国的三大诉讼法都完成了修订。

　　《决定》针对立法、司法积弊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解决方案。比如，针对“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决定》提出引入第三方评估、探索建立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的论证咨询机制等;针对权力不正当干涉司法的问题，《决定》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特别是对民间反映强烈的“立案难”问题，《决定》提出举重若轻的“技术性解决方案”，将现行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

　　立案登记制，直指司法环节的积弊所在。因为行政诉讼就是民告官，被告就是当地政府部门。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个别法院对于受理“民告官”案推诿搪塞，直接体现在立案难上。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只需形式审查起诉满足“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等条件，就应该立案;但现实中，一些法院却往往节外生枝，对起诉做实体审查，找出种种理由拒不立案，或者就是一个“拖字诀”。这次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则明确规定：符合条件的就应当立即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

　　新《行政诉讼法》还规定：“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这也是一条“有的放矢”的法条。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早已明确规定：对于不予立案的裁定，公民可以上诉。但现实中，不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当公民向上级法院上诉时，上级法院却会以没有“不予立案的裁定”为由拒不受理。这样就进入了司法死循环，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也把很多本应在法庭上解决的问题挤到了信访渠道中。新《行政诉讼法》明确，在没有“不予受理的裁定”的情况下，当事人也有权提出上诉，而且还可以向上级法院投诉这种枉法行为。如此，真正是通过严格的立法，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