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定好了合同的条款，而且在订立合同时无须与对方当事人就其进行协商，只要相对人同意签订即意味着其决定全部接受了这些条款而签订的合同。格式合同具有广泛性、持久性和细节性等特征。其条款不可协商，使合同相对人的合同自由受到限制。此外，格式合同中存在着双方经济地位和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性。
格式合同存在着对契约自由的背离和与契约正义的冲突。格式合同剥夺了当事人一方进行协商的权利，使当事人处于不利地位。此外，格式合同的出现使交易谈判内容相对固定化，导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从平等转变为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
格式合同的价值取向应以公平和正义为首要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公平和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而效率只有在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才是合理的。
我国在1999年合同法颁布前已经对格式合同进行了规制，包括在民法通则和特别法中规定了对格式合同的控制。现行的合同法对格式合同进行了有效规制，包括合理适当的提示原则、条款内容合理的原则、根本违约原则和严格解释原则等。
严格解释原则，又称不利解释原则，是指在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时，法院应作出对格式合同使用者最不利的解释。这一原则早在古罗马法就存在，称为“发生歧义时由要约者承担不利后果的原则”。我国《合同法》第41条也规定了不利解释的原则。
不利解释原则只有在格式合同条款含糊不清的情况下才适用。当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法院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这一原则的适用可以保护合同使用者的权益，防止格式合同中含糊不清的条款被滥用。
个别协商优先原则是指在格式合同的使用中，个别协商的条款优先于格式条款。这一原则承认了双方当事人在自主意愿下达成的协议的重要性。如果在格式合同的印刷文字中出现了手写文字，那么手写文字应该被视为优先于打印文字。我国《合同法》第41条也规定了这一原则。
个别协商优先原则适用于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情况。当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存在不一致时，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一原则的适用可以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意愿，确保他们在协商过程中达成的具体约定得到充分尊重。
格式合同以契约自由为理论基础而产生和发展，但最终却变为了滥用自由权利的典范，引起了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广泛关注。各国对格式合同的态度并非彻底否定，而是通过立法手段对其不公平条款进行规制，以实现交易公平和社会公正。通过完善和调整格式合同的法律法规，可以发挥格式合同省时简便的优势，促进现代经济的发展，并对格式合同关系中的不平衡进行必要和有效的法律控制，以保护在合同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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