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回避制度存在的五个问题

一、事由范围狭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近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规定远远不能涵盖所有特殊关系，包括姻亲关系和其他与当事人关系亲密的旁系血亲关系，如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

二、举证责任不明确

刑事回避制度规定的几种情形的举证责任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根据一般诉讼原则中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举证责任应由当事人承担。然而，在当事人对案件承办人的基本情况不清楚的情况下，当事人如何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案件承办人符合回避条件呢？

三、改变管辖问题

现行回避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单个司法人员的中立性和公正性。然而，如果主要负责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甚至是案件的相关当事人，那么由该单位的任何人员办理案件都难以保持中立性，其执法办案的结论也难以产生公信力。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只对个人回避作出了规定，没有就主要负责人个人回避后是否改变管辖或就单位回避（即“全体回避”）作出规定。

四、责任追究不严格

尽管刑事诉讼法就当事人申请回避和司法人员自行回避作了规定，但对于司法人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严格规定。虽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一审过程中司法人员应该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况应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该规定只对案件本身进行约束，没有涉及个人承担后果的规定。对于司法人员明知具有应当自行回避的情形之一，故意不依法自行回避或对符合回避条件的申请故意不作出回避决定的行为，《检察人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等虽然规定了相应的制裁措施，但仅规定予以批评教育、组织调整或给予纪律处分，责任过轻，无法有效制止故意违反回避制度的行为。

五、交流回避不明确

近年来，司法机关内部人员之间的交流不断加强，然而刑事诉讼法对于这种交流回避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曾经是公安机关侦查办案人员的人员在调入检察机关工作后，能否担任该案的公诉人；负责案件起诉的检察人员在调入法院工作后，能否担任该案的审判人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