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时,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虽然不能仅凭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来区分诈骗和合同纠纷,但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是否具有骗取财物的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某人在没有确保货源的情况下,为了营利而与他人签订了供货合同。尽管在收到预付款后,多方查找货源仍未成功,但该人表示愿意偿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该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具备履行合同的条件,但从他的整个行为来看,主观上并没有骗取财物的目的,因此不能认定为诈骗,而应当视为合同纠纷处理。
相反地,有些人明知自己没有能力履行合同,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款到手,便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这些行为明显表明,这些人签订合同是虚假的,其目的是骗取财物,因此应当以诈骗罪处理。
从司法实践来看,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如果没有欺骗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全面履行,也只能作为合同纠纷处理,不能定为诈骗罪。因此,是否存在欺骗行为并不一定构成诈骗罪。
为了界定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纠纷之间的界限,需要对欺骗行为进行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可能在事实上虚构了一些虚假成分,但并未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事实,并且这些行为也未实际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尽管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行为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这表明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不能以诈骗罪处理。
然而,对于那些伪造证件、使用假证件、编造谎言、骗取信任、掩盖其根本无力履行合同真相的行为人,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以诈骗罪论处。
司法实践表明,行为人如果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签订合同后,必然会设法创造条件使合同得以履行。即使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行为人也会愿意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对方的损失。这种情况下,可以视为合同纠纷。
然而,有些人在合同签订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一旦货款到手,就大肆挥霍,导致无力偿还。这种行为足以证明其根本无意履行合同,完全出于骗取财物的目的。因此,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处理。
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如果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即使发现自己违约或对方提出违约,尽管可能提出种种辩解以减轻责任,但一般会采取事在事有的态度,承担违约责任。
然而,有些人明知自己违约且无法履行合同,往往采取潜逃等方式逃避,使对方无法追回经济损失,这表明其主观上具有骗取财物的故意。对于这种情况,一般应以合同诈骗罪处理。然而,对于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在双方谈判中辩解否认违约的行为人,一般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而应当按合同纠纷处理。
合同未履行的原因不外乎主客观两种情况。查明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对于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骗取财物的目的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合同当事人享有合同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一旦取得权利,就必须相对地承担义务。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如果合同当事人一方只享受权利而不愿意或主动承担义务,那么合同未履行是由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处理。
然而,如果合同当事人在享受权利后尽了最大努力去履行义务,但由于发生了行为人无法预料的事实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这种情况应当视为合同纠纷处理,不能定为合同诈骗罪,因为行为人并没有骗取财物的目的。
合同欺诈的认定标准,包括虚假的质量欺诈行为、商品标识欺诈行为、合同主体欺诈行为等。文章还介绍了合同民事欺诈的特点,如欺诈性邀请、虚假介绍或隐瞒事实等。另外,文章还提到了合同欺诈与合同纠纷的区别,重点强调了行为人是否具有欺骗他人的目的和是否采取了欺骗手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问题,主要围绕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性质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展开。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性质应参照现行《合同法》的合同范围。同时,探讨了在经济转型时期一些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如何认定,特别是在没有资金情况下依靠虚构事实骗取资金的情况
合同诈骗罪存在的瑕疵和争议,包括合同的定义、欺诈行为的要件以及损失的计算等方面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明确合同的定义、明确欺诈行为的要件和统一损失的计算标准等解决方法。旨在促进执法者正确理解和执行合同诈骗罪,维护公平和诚信的商业交易环境。
合同诈骗罪的含义,我国刑法第224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侵害的客体既包括国家的合同管理制度,还包括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主体是一般主体。在实践中应当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