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取拥堵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12月3日，北京市交通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称，2016年北京将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针对小客车、机动车实施更加严格的限行措施，并通过停车综合治理等措施，缓解首都拥堵。

交通拥堵是一个世界级难题，原因是多重的，包括不合理的城市规划、忽视公共交通建设、不合理盲目发展私家车导致的车辆保有量超标、不合理的出行习惯等。

针对多重原因，治堵的手段也应该多种多样，最根本的是要进行更合理的城市规划，推动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筹设和非首都功能的外移，进一步加强公共交通建设，并对公民出行进行合理引导。此外，还要继续进行限购限行，试行地铁错峰票价，不同单位错峰上下班，收取拥堵费等。

但需要明确的是，由于收取拥堵费涉及对公民财产的征收，属于行政执法行为，一定要遵守合理行政原则。合理行政原则是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的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行政执法应当具有理性，而最低限度的理性，是行政执法应当具有一个有正常理智的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合理与适当，并且能够符合科学公理和社会公德。

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某一行政目的的情况下，应当采用对当事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即行政机关能用轻微的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就不能选择使用手段更激烈的方式。基于此，笔者认为，拥堵费以不收为宜，如果要收，也不能一开始就收取过多，而是应该先少量收取，以后再视交通拥堵改善情况逐渐调整。至于收取的方法，可以采取有关专家建议，实行画圈或分段方式收费。

如果决策者最终决定收取拥堵费，则一定要坚持立法先行，否则将会违背合法行政原则。合法行政原则是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的建设法治政府的又一基本原则，在结构上包括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两个方面。

法律优先要求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执法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禁止行政机关违反现行有效的立法性规定。而法律保留则要求，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行政机关不遵守这一不作为义务，将构成行政违法。

这里面的法律保留，涉及到了行政执法活动与民事活动的主要区别。民事活动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法无禁止即允许，而按照法律保留的要求，行政执法活动应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因此，如果没有立法性规定的授权，行政机关征收拥堵费，将面临违法追责，这是与目前大力推进的法治政府建设格格不入的。

如果北京市要征收拥堵费，必须先制定相关法律依据，而且这里的法律依据只能是北京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或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不包括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制定的普通规范性文件。

支持北京收取拥堵费的论者多以国外相关做法为依据。如新加坡1975年起在市中心6平方公里的控制区域，对进入的车辆每天收费3新元的“道路拥堵费”，公交车除外;英国伦敦和瑞典斯德哥尔摩，于2003年和2007年先后开始对市中心的车辆征收“道路拥堵费”。2008年3月31日，美国纽约市议会表决通过了在曼哈顿区征收交通拥堵费的提案。

殊不知，收取拥堵费效果较好的新加坡与斯德哥尔摩的城市人口与车辆保有量都与北京有很大的差距，而这两个城市规划的合理、公共交通设施的完善也非北京能比;伦敦收取拥堵费后的效果一直不佳，遭人诟病，纽约更是因反对者太多早已放弃收取。因此，不要天真地认为，拥堵费一收，就能包治百病，彻底解决拥堵难题，而应审时度势，设计更好的治堵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