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的认定对原告方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这一认定通常与被告住所地重叠,使得原告方很难确定侵权行为地。
互联网的非地域性决定了侵权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实施侵权行为,因此终端所在地难以确定。虽然网络服务器可以进一步锁定侵权行为地,但对于网络服务器的确切位置也难以把握,从而导致对管辖法院的确认存在二义性。
被告住所地可以远在天边,如果原告需要跋涉千里去诉讼,则对原告的著作权保护是极大的阻碍。相反地,侵权行为的实施却极其容易,这无疑对权益受侵害者极为不公,易使侵权人肆无忌惮地实施侵权。
对于“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的认定更加困难。这一认定的前提很容易被推翻,而且通常难以确定被告住所地的也基本难以确定被告是谁。因此,立案就存在十分的障碍,民诉法要求立案的条件之一是“明确的被告”。即便在原告发现侵权内容地立案了,被告一旦应诉,就得知了被告的地址,从而面临着管辖异议,案件仍有可能被移送至被告住所地。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以被告住所地为管辖地,这给权利人增加了许多诉累,不利于维权。
权利人的维权之路需要法律的进一步科学规范才能走得更加顺畅。
徐某诉某互联网公司网络游戏侵权纠纷案。徐某的游戏账号被该公司封停,导致无法登录游戏,引发侵权纠纷。法院认为互联网公司应证明徐某是否传播非法网站的行为及封停行为的合法性,否则需承担法律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互联网公司撤回上诉。该案反映
网络骚扰和网络暴力的问题。网络骚扰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但如果性质恶劣,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可被处以拘留或罚款。对于网络暴力,它混淆真实与虚假,侵犯个人权益,对当事人造成身心伤害,并直接影响其现实生活。同时,网络暴力对网民道德价值观也有影响
网络主播在直播中唱歌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网络主播的收费表演若未经许可,可能构成侵权行为。然而,由于取证难度大、法院判赔标准低以及著作权集体管理不力等问题,权利人维权困难重重。即使存在版权红利,但直播中的侵权行为依然给作曲人和原唱者带来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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