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刑复核权下放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制定背景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特有程序,它是保证贯彻“少杀、慎杀”,防止错杀、滥杀的死刑政策的重要程序保障。要深入了解死刑复核制度,就必须对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制定背景有所认识。
1979年刑法的死刑复核制度规定在第43条第2款,“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缓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可见,当时的刑法将死刑立即执行的复核权控制在最高人民法院,体现了国家严格控制死刑的立法指导思想。然而随着80年代初国家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为了及时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13条进行了修改,规定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依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83年9月7日发布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规定: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期间,为了及时严惩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死刑案件外,各地对反革命和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包括受贿案、走私案、贩毒案、投机倒把案、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案)判处死刑的,仍应由高级法院复核同意后,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此外,针对云南、广东等几省在90年代初毒品犯罪日益猖獗的情况,为了从严、从快打击这几个省的毒品犯罪活动,在1991年至1997年间三次分别以通知形式授权云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四川省的高级法院核准部分毒品犯罪的死刑案件,但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和涉外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除外。这就是所谓的死刑复核权下放制度。
中国的死刑复核制度的历史溯源。汉代初步建立了司法体系,包括死刑执行规范;南北朝时期死刑复核制度形成,皇帝和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握复核权;隋唐时期是法律司法制度发展的高峰,唐律对死刑复核程序做出了严格规定,并建立了司法监督体制,保障了死刑复核权的有效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复核阶段辩护人的委托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死刑案件时,应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听取其意见。辩护律师可以积极参与复核程序,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和辩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有权提出意见,确保复核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死刑复核程序的特点和问题。该程序采用秘密审核方式,不开庭审理,导致复核过程以秘密阅卷为主,控辩双方无法充分参与。此外,死刑复核程序由人民法院单方控制,被告人无法与司法权展开理性对话。程序存在的问题包括司法主动性导致失去中立性,以及与二审程序合并导致的
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二审程序合并的问题,指出这种实践违反了法律程序,易导致错杀和地方保护主义。为解决这个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并设立独立的死刑复核庭,由最高人民法院垂直领导。这样可以确保死刑在全国范围内正确适用,统一死刑适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