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现实意义有哪些

(一)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

法治国家建设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行政问责法治化对依法治国实践和法治文化塑造有着重要作用。西方有句名言：“政府守法才是法治”，我国也有古训：“治国者必先受制于法”，现代法治实践也证明，依法治国的重心在于依法治理国家机器，而国家机器的运行主要依赖于国家公权力的直接行使者，即各级国家官员，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各级行政工作人员，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行政工作人员必须首先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对行政工作人员进行问责是促进其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重要途径，而要使行政问责取得实效，就必须保证问责的公平公正。在现代社会，问责法治化是保证问责公平公正的最佳选择。法治国家建设需要以相应的法治文化为基础，否则会导致“貌合神离”的结果。悠久的封建人治历史造成了我国法治文化的淡薄和缺失，这其中尤其以官本位思想对法治文化的冲击最大，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并塑造现代法治文化，则真正做到法律面前“官民平等”无疑是最有效的路径，行政问责法治化建设就是通过公平、公正、公开地对行政工作人员进行问责，确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实现，从而树立法律权威、塑造法治文化。

(二)社会和谐进步的需要

和谐社会并非是一个没有矛盾、纠纷和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矛盾、纠纷和冲突产生后能够寻求到切实有效的救济途径和解决机制的社会，而行政问责法治化就是重要的救济途径和解决机制。社会和谐的构成因素是多元的，从权力和权利的构成角度看，包括公权力之间的和谐、私权利之间的和谐、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和谐，这三对组合的和谐构成了现代社会和谐的基础。在现代国家结构中，公权力的行使者实质上处于权力和权利三对组合的枢纽地位，因为公权力的行使涉及到权力和权利三对组合之间的利益分配。在我国，行政工作人员对公权力的不当或非法行使，不仅会因为公权力的缺位或越位而直接破坏公权力之间的和谐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和谐，而且会因为公权力对利益的非正常调整而直接或间接影响私权利之间的和谐，而行政问责法治化是纠正公权力不当或非法行使的有效机制，从而促进整个社会不断趋向和谐。同时，行政问责法治化不仅使不当或非法行使公权力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还使其他公权力行使者受到教育和警示，从而净化官场环境、提高官员素质、推进政治和谐，为整个社会走向和谐发挥有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三)公民权利保障的需要

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包括其他私权利的侵犯和公权力的侵犯。前者是平等主体之间权利纠纷。改革开放后，为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民商法制建设已相当完备，加之主体的平等地位决定了主体对权利的理性预期，从而使受私权利侵犯的公民权利的保障相对有力、有效。而受公权力侵犯的公民权利的保障尤显艰难，因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远不如民商法制建设完备，且公私主体地位实质上不平等;另一方面自古来官重民轻的思想根深蒂固、官强民弱的局面尚未改变，从而造成官侵民易、民告官难。所以公民权利易于受到侵害而难以实现救济的主要领域存在于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包括直接侵犯和间接侵犯)。行政问责法治化对领导干部的履职行为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制，有利于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同时，问责法治化对不当或非法行使公权力者的惩罚和对公民权利的救济的法律规制，也使受侵害公民权利的救济多了一条有效的渠道。另外，问责法治化对侵犯公民权利的公权力行使者惩罚的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也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培育社会的权利文化，从根本上加强公民权利保障的思想基础。

(四)反腐倡廉形势的需要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体制、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会面临公权力泛滥成灾的威胁，都会反对公权力的滥用、提倡公权力的廉洁，因为这是关系国家兴衰、体制存废、执政党能否持续执政的关键。但不同的国家、体制、不同的执政党取得的实质效果有优劣之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对反对公权力滥用、提倡公权力廉洁的根本动力的认识和基本方略的确立具有本质性和全局性，而现代社会的反复实践证明，其根本动力在于公众参与，其基本方略在于法治建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尤其是取得执政地位后就一直把反腐倡廉看成是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丰富经验和明显成效。然而，为适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政治文明逐步提高的现实需要，我国反腐倡廉建设还必须从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深化和变革，尤其与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质和党的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相一致，我们必须肯定并强调公众参与是反腐倡廉的根本动力、法治建设是反腐倡廉的基本方略。

行政问责法治化就是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理念、以法治建设为基本路径的问责机制建设，它与权力问责和制度问责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以多数人的意志为依据、以多数人的利益为宗旨，它契合了现代反腐法治建设的需要，克服了以往问责不统一、不稳定、不彻底的弊端，所以能有力推进我国反腐倡廉体制机制的创新，并促进我国反腐斗争取得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