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设计，行政诉讼机制是以具体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单轨制诉讼，其主要任务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因此，根据《行政诉讼法》的具体制度安排，行政合同并不在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虽然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将行政合同引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这只是一种概念上的变通，并未对行政合同诉讼进行具体的制度安排。
然而，这种改良忽略了行政合同和行政行为的本质区别，将行政合同视为“行政主体行使国家管理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从而在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单轨制行政诉讼框架下进行制度安排。这种改良的结果导致行政合同诉讼与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单轨制行政诉讼存在制度冲突，无法真正保护行政合同主体的权益。
在司法实践中，行政合同诉讼存在两个方面的困境。首先，根据《行政诉讼法》的制定，行政合同并未被单独列为可诉行为。这主要是因为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合同的基本理论，如内涵、外延、法律性质等问题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行政行为与行政管理形式的关系、行政合同的性质等问题尚未明确。因此，行政合同诉讼一直处于行政诉讼的边缘。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行政合同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由于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都是基于双方合意的基础上建立的，如何界定行政合同、如何区分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标准。部分私法学者甚至对行政合同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因此，行政合同纠纷往往被当作一般民事合同来处理。
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为例，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属于行政合同。然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合同应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责任，将土地承包合同纳入民事合同范畴。在没有行政合同诉讼规则的情况下，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只能被当作民事案件处理，而无法得到应有的法律规制。
综上所述，我国行政诉讼机制对行政合同的困境主要表现在行政合同未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以及行政合同容易与民事诉讼混淆。为解决这些困境，需要对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行政行为与行政管理形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制定明确的行政合同诉讼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法律主体，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角色与职责。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拥有立案权、侦查权和执行权等。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拥有侦查权、批捕权、决定逮捕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人民法院则是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通过二审程
听证程序及相关规定的内容。包括提出听证要求的时间限制、通知当事人的时间和地点、听证的公开性、听证主持人的指定和回避制度、听证参加人的规定以及听证程序的具体流程。听证笔录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之一，也是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证据之一。
中国行政机关在处理涉及行政赔偿、补偿及自由裁量案件的调解程序及相关原则。在依据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基础上，调解应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损害国家和公共利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特点也对于理解这一过程有重要作用，其特点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决策权，旨在处理案件并尊
拆迁律师是否可以与政府进行行政诉讼。律师接受委托后有权与政府进行行政诉讼，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维护拆迁户的权益。对拆迁补偿不满意的，可通过行政裁决或行政复议重新制定拆迁补偿方案，如纠纷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可通过诉讼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