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的父亲于2008年1月21日下午2时50分入院被告医院，经相关辅助检查，入院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末梢神经炎。经抗炎、对症支持治疗，效果不佳，且胸闷，呼吸困难加重。23日下午5时30分转入ICU病房治疗，当晚10时50分，患者心跳、呼吸停止，经胸外按压、气管插管、使用呼吸机，分别静脉注射心跳、呼吸兴奋剂等抢救，当日11时10分心跳恢复，但仍不能自主呼吸，且病情逐渐加重，出现深昏迷，双侧瞳孔不等大，各种生理发射消失，经降颅压、抗感染对症支持治疗无效，25日上午8时25分心跳停止，经心肺复苏抢救无效，患者于25日上午9时死亡。当日，被告方在死亡记录上载明：主要死因为格林-巴利综合症；直接死因为呼吸循环衰竭；间接死因为脑水肿、脑疝形成。庭审中，法庭向被告释明，可申请医疗事故鉴定，被告申请了医疗事故鉴定。该市医学会鉴定认为，被告方对患者的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依据充分，格林巴利综合症的诊断缺乏足够依据；在诊疗过程中，诊疗行为符合医疗常规，因病情原因，被告方未适时完善相关辅助检查，医疗文书存在缺陷，但与患者死亡无因果关系，患者的死亡系自身疾病发展所致。鉴定结论为：本例不属医疗事故。
医院的诊疗经医学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医院对患者的死亡是否还需担责？对此存在以下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在本案中被告的行为不属于医疗事故，其无需承担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行为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是患者的生命或者身体健康因为被告的诊疗过错行为受到损害，则属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被告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在法行函（1998）63号《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复函》中明确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从此规定可知：鉴定结论只是卫生行政机关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而非诉讼中的证据。若要成为证据使用，还需符合法律上对证据的有关规定。在本案中，医院的医疗行为虽不属医疗事故，但被告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错，被告应对其过错行为承担责任。
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2款的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是针对医疗事故的特别规定，其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医疗事故而引起的医疗纠纷。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其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医疗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对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行为引起的医疗纠纷，已经超出了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特别规定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调整范围。在本案中患者的死亡与医疗机构的诊断过错行为存在关联，医院的行为已构成侵权，应承担与其责任相当的侵权损害赔偿。
三、依据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1条的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本案中，虽然医学会鉴定医院的医疗行为不属于医疗事故，但被告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错，正因此种过错致使诊断患者为格林巴利综合症缺乏足够依据，给治疗带来了一定的盲目性，给患者的人身造成一定侵害，被告应承担侵害责任。
四、在本案中被告作为医疗机构，在医疗活动中，没有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及诊疗护理规范，在诊疗过程中未适时完善相关辅助检查，诊断患者为格林巴利综合症缺乏足够依据，给治疗带来了一定的盲目性。被告对患者的病历资料未按规定进行修改，且处方上用药与医疗费用清单上用药情况相差较大，医疗文书存在缺陷。医院的这些过错行为，给患者的治疗造成一定的侵害，医院应承担侵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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