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某是A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2002年3月，夜间，高某驾驶一辆无牌照丰田轿车被民警拦下，车内发现伪造的汽车出厂编码牌。高某声称车是向朋友沈某借的，而沈某正在外地为汽车办理上牌照事宜。沈某找到陈某请求帮忙，并交给陈某5万元作为打招呼费用。陈某要求将高某和车放走。
陈某的行为构成了徇私枉法罪。陈某作为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在明知高某有盗车嫌疑的情况下，接受季某送的5万元后，放弃了审查高某的职责，并利用职权将高某和车放走。这种行为违背了法律原则，对本应立案侦查的案件进行了徇私枉法的行为。
陈某的行为构成了受贿罪。陈某明知高某有盗窃嫌疑的情况下，收受季某送的5万元，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陈某利用职权放走高某和车，符合受贿罪的行为特征，应构成受贿罪。
我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采取了客观化的、同种数罪不并罚的处罚模式。这种模式以犯罪金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便于操作，并且能够实现公平。然而，这种模式也存在评价因素单一、忽视具体案情和其他因素等问题。
客观化模式以犯罪金额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定罪处罚标准客观明确，便于操作，并且能够实现公平。对于一个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客观化模式有利于保持全国执法的统一、平衡，也有利于限制司法腐败的消极影响。
客观化模式存在评价因素单一、忽视具体案情和其他因素的弊病。在我国刑法限制适用酌定减轻的体制下，有时会导致不合情理的判决结果。
在我国刑法中，对贪污受贿同种数罪不并罚的模式是与我国刑法的特色和司法惯例一致的。然而，这种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如对犯罪人通常不利、违背数罪并罚限制加重原则理念、可能因发现时间不同而受到不同处理等。
同种数罪不并罚的模式在法定最高刑为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犯罪人受到更重的处罚。这违背了限制加重原则，即不因数量多而使处罚升格质变。同时，这种模式可能因发现时间不同而导致不同的处理结果，造成不平衡。
对于贪污受贿犯罪中的多次行为，应以既遂数额作为犯罪数额的基本依据。未完成罪所涉金额不应计入处罚的数额，而仅作为量刑情节考虑。这样的做法是合理的，因为未完成罪的数额很难确定，而只有既遂的数额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刑法对贪污受贿罪的累计数额规定属于提示性规定，仅仅是对司法惯例的一种重申、认可、提示。这种规定并没有增加任何实体内容，只是对法律应有之义的提醒。因此，对于贪污受贿犯罪，应以既遂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
政府临时工作人员在政府机关中的渎职行为及其构成要件。临时工作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如果有渎职行为将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文章还详细阐述了渎职罪的立案标准，包括造成的伤亡、经济损失及恶劣社会影响等情况。
滥用职权罪的认定条件和标准。其认定需要满足客体、客观、主体和主观要件。其中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行为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认定滥用职权罪需要满足实施滥用职权行为，且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之间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等标准。需注意
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的犯罪构成，包括犯罪主体、主观意识、侵犯客体和客观行为等方面。同时，还介绍了执行裁定失职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犯罪构成的概念。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决定罪行轻重的各项条件，包括主客观要素的综合体。文章最后提醒读者，若有相似法律问题，建
徇私枉法罪是有被害人的，徇私枉法罪的被害人是徇私枉法犯罪嫌疑人作出不公正判决时的受害方，受害方可以是原告或者实告。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