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某是A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2002年3月，夜间，高某驾驶一辆无牌照丰田轿车被民警拦下，车内发现伪造的汽车出厂编码牌。高某声称车是向朋友沈某借的，而沈某正在外地为汽车办理上牌照事宜。沈某找到陈某请求帮忙，并交给陈某5万元作为打招呼费用。陈某要求将高某和车放走。
陈某的行为构成了徇私枉法罪。陈某作为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在明知高某有盗车嫌疑的情况下，接受季某送的5万元后，放弃了审查高某的职责，并利用职权将高某和车放走。这种行为违背了法律原则，对本应立案侦查的案件进行了徇私枉法的行为。
陈某的行为构成了受贿罪。陈某明知高某有盗窃嫌疑的情况下，收受季某送的5万元，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陈某利用职权放走高某和车，符合受贿罪的行为特征，应构成受贿罪。
我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采取了客观化的、同种数罪不并罚的处罚模式。这种模式以犯罪金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便于操作，并且能够实现公平。然而，这种模式也存在评价因素单一、忽视具体案情和其他因素等问题。
客观化模式以犯罪金额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定罪处罚标准客观明确，便于操作，并且能够实现公平。对于一个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客观化模式有利于保持全国执法的统一、平衡，也有利于限制司法腐败的消极影响。
客观化模式存在评价因素单一、忽视具体案情和其他因素的弊病。在我国刑法限制适用酌定减轻的体制下，有时会导致不合情理的判决结果。
在我国刑法中，对贪污受贿同种数罪不并罚的模式是与我国刑法的特色和司法惯例一致的。然而，这种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如对犯罪人通常不利、违背数罪并罚限制加重原则理念、可能因发现时间不同而受到不同处理等。
同种数罪不并罚的模式在法定最高刑为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犯罪人受到更重的处罚。这违背了限制加重原则，即不因数量多而使处罚升格质变。同时，这种模式可能因发现时间不同而导致不同的处理结果，造成不平衡。
对于贪污受贿犯罪中的多次行为，应以既遂数额作为犯罪数额的基本依据。未完成罪所涉金额不应计入处罚的数额，而仅作为量刑情节考虑。这样的做法是合理的，因为未完成罪的数额很难确定，而只有既遂的数额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刑法对贪污受贿罪的累计数额规定属于提示性规定，仅仅是对司法惯例的一种重申、认可、提示。这种规定并没有增加任何实体内容，只是对法律应有之义的提醒。因此，对于贪污受贿犯罪，应以既遂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
徇私枉法罪的客观表现，包括对明知无罪的人进行追诉、对明知有罪的人故意包庇以及刑事审判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徇私枉法罪侵犯的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司法工作人员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渎职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具体介绍了滥用职权罪和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以及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构成要件。如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导致他人实施犯罪行为，将可能构成犯罪，并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回避制度在司法活动中的重要性及其相关法律规定。该制度旨在保证案件公正审理，避免权力滥用和徇私枉法。通过回避制度，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能摆脱关系干扰，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执法。此外，回避制度有助于杜绝不正之风，维护法院和法官的公正形象，建立健康的组织人际关系和
社会团体成员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的问题。罪行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在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导致重大损失将受到刑法处罚。社会团体成员若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中滥用职权造成损失，也将面临刑事责任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