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反倾销协议》和各国的反倾销法相比，我国在确定正常价值的立法上存在两个重要概念的缺失：正常贸易过程和可比价格。根据《反倾销协议》，低于产品单位成本的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或第三国价格可以视为非正常贸易过程的售价。如果出口国市场有特殊情况，或者出口国国内市场没有销售相似产品，或销售量太少，可以认为出口国国内价格不具有可比性。国际上较为完善的反倾销法通常会列举出本国认为不属于正常贸易和价格不可比的情况。在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不可比情况下，可采用第三国价格或结构价格。然而，由于涉案产品可能不仅在进口国有倾销之嫌，还可能向第三国倾销，因此，用第三国价格确定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可能得出倾销不成立的结论。因此，各国倾向于采用结构价格推断正常价值。目前我国只是粗略地规定结构价格由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费用和利润构成，但对于“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具体内容没有进一步的规定。如果“合理的费用”包含的内容较多，确定的正常价值就会相应较高，这有利于确定倾销和提高倾销幅度。因此，完善我国对“结构价格”的规定，能够在不违反WTO协议前提下增强我国反倾销的灵活性。
我国《反倾销条例》没有将关联交易的出口价格排除在外，而《反倾销协议》则明确规定由于出口商和进口商或第三方之间存在有联合或补偿安排而使出口价格不可靠时，可以采用转售价格。如果产品不是转售给独立的买方，或转售时产品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采用推定价格。这个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立法时我国的对外贸易还是属于国家严格控制的部门，进出口商之间不可能有诸如控股之类的关联。然而，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放开，外国出口商、生产商可以通过合资、参股甚至独资等方式介入我国外贸行业，关联交易将日益增多。
我国《反倾销条例》第六条规定，对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应当按照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比较，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差额为倾销幅度。然而，我国《反倾销条例》对是否调整影响可比性的差异因素，以及如何调整和何谓公平的比较方式等，并未作出具体规定，这虽然为行政机构留下了较大的裁量余地，但缺乏实际指导意义。国际上对调整后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有多种不同的比较方法。《反倾销协议》所允许的比较方法有三种，其中前两种是WTO推崇的比较方法。然而，这些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争议。借鉴各国的反倾销操作和WTO的规定，我国应该在法律上补充可使用的比较方法，以便能够视案件的恶劣程度，选择不同的保护手段。
中美贸易再次紧张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对中国聚酯短纤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影响。涉案企业正在积极应对，但部分中小企业面临困难。此次反倾销调查对国内纺织品行业提出了挑战，企业应提高产品质量和价格。此外，此案具有风向标意义，可能导致我国纺织业其他品种面临类似的反倾
化工产品与国际反倾销调查之间的关系。据统计，化工产品是国际上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产品之一，涉及全球多个地区和国家。尽管涉案金额较小，但反倾销调查对化工产业的影响不容忽视。建议企业应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强环保工作，共同应对反倾销调查。
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重要性和应对策略。企业需要自觉抵制低价出口竞争行为，增强法律意识，提高应诉积极性，控制出口产品价格和数量，建立反倾销信息中心和预警机制等。同时，改变产品原产地、发展高精尖产品、重视复审再次进入市场也是有效的应对策略。
如何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包括及时报名应诉、聘请律师、填写问卷、准备核查、参加听证会、提出中止协议、行政复审以及司法审查等步骤。企业应积极应对，在律师的指导下准备相关材料和证据，争取有利的结果。同时，企业也要了解当地法律，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推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