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为**越兴贸易公司,地址位于厦门市湖滨东路118号,法定代表人为马*国,总经理。
被告为华中航运(集团)公司海运分公司,地址位于武汉市民权路4号,法定代表人为耿*运,经理。
第三人为**印刷包装物资供销公司,地址位于沙市市解放路28号,法定代表人为许*敖,经理。
1992年2月11日,华中航运(集团)公司海运分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属的“黄鹤8号”轮在汕头港装载**越兴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购买的白板纸350件。其中“红象”牌白板纸219件,每件净重0.611吨,每吨单价4350元;“永*余”牌白板纸131件,每件净重0.4935吨,每吨单价4410元。同船还装有**印刷包装物资供销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购买的“永*余”牌白板纸150件,每件净重0.4935吨,每吨单价4300元。
“黄鹤8号”轮于当月25日抵达武汉港,并向收货人发出到货通知。26日,**公司委托沙市第二货运公司到码头提货,**公司将承运数如数发给其运走,但其中146件错发为“红象牌”。**公司收货后即全发往各购货单位。后**公司发现货物错交,即派员与**公司协商处理。
**公司提出先由**公司将错发的货物返回,所需运费以后协商,**公司要求**公司先付运费再将货物返回。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由于错发的货物未能返回,**公司提货不成,经与**公司协商同意,即将**公司146件“永*余”牌白板纸提走,力争按每吨价格在4650元以上先行处理,余下问题三方面再协商。至此,**公司共提走“红象”牌白板纸73件,“永*余”牌白板纸277件(其中**公司的146件)。
嗣后,三方当事人多次协商未成。于是,**公司、**公司各自处理货物,各获得一定利润。**公司于1992年5月18日向武汉海事法院起诉称,**公司将其146件“红象”牌白松纸错发给了**公司,而将**公司的146件“永*余”牌白板纸给了我们。由于**公司的错误,造成我公司货差损失、价差损失、货款银行利息损失及差旅费共计124216.73元,应由**公司赔偿。
**公司辩称:我公司已按运单上的规定件数交货,两家收货人都在运单上签收。**公司得知所提货物不属自己后,不但不把货物退给**公司,反将其占为已有,并以高出货物到岸价卖出,属不当得利,**公司应将多收货物退给**公司。
**公司在被追加为第三人后辩称:货物错发是**公司工作不认真造成的,应由其承担全部责任,与我公司无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的承运人责任限制规定及其联系。该法参考了国际公约和惯例,包括单位责任限制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具有广泛的适用主体,但并非专门为承运人设计,且有明确的例外条款和侵权行为的限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承运人的利益。
CIF条件下买卖合同中滞期费的问题。在航次租船合同中,装卸时间、滞期费和速遣费是重要特征。CIF条件下,卖方需订立运输合同,但有时会产生滞期费争议。文章通过两个案例分析了在卸货港产生滞期费时,卖方是否应向买方追偿的问题。第一个案例中,仲裁庭认为卸货时
《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中实际承运人制度的确立背景、规定及我国法律的引用。因航运实践中托运人与实际承运人不同常引发法律问题,为此,《汉堡规则》明确了实际承运人的概念和责任,区分了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的责任范围。我国《海商法》也引用了该
中国《海商法》第四十一条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该合同涉及承运人和托运人,定义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的标的是海上货物运输行为,而船舶是履行合同工具。此外,合同具有双务、有偿、涉及第三人的特征,并且通常属于要式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