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某与汪某在家庭离异后经婚姻介绍所介绍认识，相处一阵后，方某于2005年4月将装有5000元现金及写有“你好，请收下我捐资助学款5000元”的纸条交给被告汪某，汪某未接受。数日后，方某再次将5000元钱及一封写有“如你不能与我结婚，就履行借钱的普通规则，有文字为证”内容的信交与汪某。汪某收下此款并以该款用于其子就学费用。
同年12月，方某要求与汪某结婚未果后要求汪某“立刻写借条或尽快退款”，但汪某始终未退款也未写借条。方某诉至法院后，汪某以方某的行为系公益性助学赠与为由拒不退款。法院判决汪某一次性返还方某5000元。
对此案件，当事人及法官均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方某赠与汪某之子捐资助学款，该款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属不可撤销的赠与;且方某有强行赠与之意，令汪某无法拒绝，故方某不能再要回该款。
另一种意见认为，方某赠与汪某款是以与汪某结婚为条件的，在汪某不与方某结婚方某所附条件不成就时，方某的赠与行为即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该赠与行为针对是汪某之子这一特定对象，不具有社会公益性质，方某享有要回所赠与款的权利。
根据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如一方有赠与的意思表示，而另一方无愿意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又或只有一方愿意接受赠与，而另一方无赠与的意思表示，赠与均不能成立。前文中所谓“强行赠与”的观点不能成立。
我国法律允许赠与时对受赠人附设一定的义务，也可通过附条件(或附期限)来调整赠与的法律效力。但附条件(附期限)的赠与和附义务的赠与有着严格的区别。在附义务的赠与中，其所附义务与赠与合同自身的法律效力无关，不会因所附义务而解除或延缓赠与的效力。而在附条件(附期限)的赠与中，条件(期限)的成就与否直接关系到赠与的生效或解除。本案中，方某以与汪某结婚为目的赠与汪某5000元的行为，就属于附条件的赠与而非附义务的赠与。只不过方某所附的条件属于法学理论上的延缓条件。
在汪某拒绝与方某结婚的情况下，方某设定的条件不成就，则该赠与行为虽成立但不具有法律效力。汪某此时占有方某5000元即失去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承担返还义务。
我国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或经过公证的赠与除外。财产转移后，在法定条件下，赠与人也可向受赠人索回财产。
本案中，因该款汪某用于其子上学，受益对象明确，利益内容确定。而社会公益具有公共性，是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多数人支持和享有的共同利益。其最大特征在于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和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它代表了社会公共道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本案中的赠与并不具有社会公益性质，而且亦未经过公证，方某有要回赠与财产的权利，故法院判决汪某返还方某5000元。
合同法中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前提和范围，以及债的保全之意义和价值。当债务人放弃或低价转让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可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责任财产是债权受偿的担保，撤销权的存在价值在于保护债权人权益，防止债务人不当处分财产，弥补债权的非支配性缺陷
要约生效的条件，包括要约内容具体确定、要约表明受要约人承诺要约必须具有缔结合同的目的等。同时，也介绍了要约失效的情形，包括受要约人拒绝要约、要约人撤销要约、受要约人未在承诺期限内承诺以及受要约人对要约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等。
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在可撤销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当合同中存在重大误解时，当事人有权请求撤销或变更合同。撤销权人可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撤销或变更。可撤销合同的要件包括误解由受害方自身过失产生、重大的误解影响合同内容、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重大误
赠与人在特定条件下不再履行赠与合同的情况，即在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家庭生活时，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文章详细说明了赠与人不履行赠与义务的法定条件以及赠与人的相关义务和责任，包括给付赠与财产的义务和不交付赠与财产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