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某与汪某在家庭离异后经婚姻介绍所介绍认识，相处一阵后，方某于2005年4月将装有5000元现金及写有“你好，请收下我捐资助学款5000元”的纸条交给被告汪某，汪某未接受。数日后，方某再次将5000元钱及一封写有“如你不能与我结婚，就履行借钱的普通规则，有文字为证”内容的信交与汪某。汪某收下此款并以该款用于其子就学费用。
同年12月，方某要求与汪某结婚未果后要求汪某“立刻写借条或尽快退款”，但汪某始终未退款也未写借条。方某诉至法院后，汪某以方某的行为系公益性助学赠与为由拒不退款。法院判决汪某一次性返还方某5000元。
对此案件，当事人及法官均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方某赠与汪某之子捐资助学款，该款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属不可撤销的赠与;且方某有强行赠与之意，令汪某无法拒绝，故方某不能再要回该款。
另一种意见认为，方某赠与汪某款是以与汪某结婚为条件的，在汪某不与方某结婚方某所附条件不成就时，方某的赠与行为即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该赠与行为针对是汪某之子这一特定对象，不具有社会公益性质，方某享有要回所赠与款的权利。
根据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如一方有赠与的意思表示，而另一方无愿意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又或只有一方愿意接受赠与，而另一方无赠与的意思表示，赠与均不能成立。前文中所谓“强行赠与”的观点不能成立。
我国法律允许赠与时对受赠人附设一定的义务，也可通过附条件(或附期限)来调整赠与的法律效力。但附条件(附期限)的赠与和附义务的赠与有着严格的区别。在附义务的赠与中，其所附义务与赠与合同自身的法律效力无关，不会因所附义务而解除或延缓赠与的效力。而在附条件(附期限)的赠与中，条件(期限)的成就与否直接关系到赠与的生效或解除。本案中，方某以与汪某结婚为目的赠与汪某5000元的行为，就属于附条件的赠与而非附义务的赠与。只不过方某所附的条件属于法学理论上的延缓条件。
在汪某拒绝与方某结婚的情况下，方某设定的条件不成就，则该赠与行为虽成立但不具有法律效力。汪某此时占有方某5000元即失去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承担返还义务。
我国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或经过公证的赠与除外。财产转移后，在法定条件下，赠与人也可向受赠人索回财产。
本案中，因该款汪某用于其子上学，受益对象明确，利益内容确定。而社会公益具有公共性，是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多数人支持和享有的共同利益。其最大特征在于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和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它代表了社会公共道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本案中的赠与并不具有社会公益性质，而且亦未经过公证，方某有要回赠与财产的权利，故法院判决汪某返还方某5000元。
房屋赠与未成年人的合法性及相关流程。在赠与过程中，需要办理公证手续、过户手续并缴纳税费。同时，赠与人和受赠人需满足一定条件，包括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房屋权属合法、双方自愿并办理公证等。此外，赠与不得逃避法定义务或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赠与合同的终止事由，包括任意撤销、法定撤销和法定解除三种情况。任意撤销适用于财产权利转移前，但社会公益、道德义务及公证赠与合同除外。法定撤销适用于受赠人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未履行义务等情况，撤销权有一定期限。法定解除则是当赠与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时，
恋爱期间以结婚为目的的财产赠与在分手后的返还问题。这种赠与行为属于特殊的附生效条件的赠与，旨在达成婚姻关系。由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不受合同法调整。当无法实现结婚目的时，赠与方有权主张返还。
赠与房屋时赠与人有权附加义务给受赠人，这种赠与被法律称为附负担赠与。附负担赠与的特征及附加义务的内容广泛，包括要求受赠人为一定行为、给付一定财物、提供民事权利等。受赠人有义务履行其附加义务，如果不履行，赠与人有权要求履行或撤销赠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