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作为一种古老的争议解决方式，早在希腊和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国家就已经被广泛使用。随着国际商事交往的增加，国际商事仲裁在20世纪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国纷纷建立自己的仲裁机构，并将国际商事仲裁从临时仲裁发展为常设机构仲裁。同时，许多国家也制定了自己的国内仲裁法来规范涉外商事仲裁，并赋予法院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监督仲裁的权力，这表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性正在增强。
在我国，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颁布实施，仲裁制度发生了整体性和突破性的变化。在《仲裁法》实施之前，我国的涉外仲裁机构附设于民间团体，与国际惯例较为一致。而其他国内仲裁机构则附设于行政机关，普遍实行“又裁又审、一裁二审”的制度，即上级仲裁机构有权撤销下级仲裁机构的裁决，并指令重新裁决；当事人对仲裁不服时，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仲裁法》的颁布扭转了这种混乱的局面，要求新设立的国内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仲裁机构之间无隶属关系，实行“或裁或审、一裁终局”的制度。此外，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监督也得到加强，除保留了申请裁决不予执行程序外，还增加了裁决撤销程序。对涉外仲裁裁决一般只审查程序，而对国内仲裁裁决既可审查程序，又可审查实体内容。
从涉外商事仲裁的性质来看，仲裁是基于当事人的意志和合意创立的，仲裁庭的权力来自于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而不是国家司法主权。因此，仲裁没有强制性权力，需要得到法院的支持与协助。仲裁庭的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控制，以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因此，对仲裁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控制是必须的，法院担当这一职责是最合适的。
涉外商事仲裁以公正为基本价值，兼顾效益。仲裁的追求效益决定了对公平与效益的追求，这也决定了仲裁需要法院的监督。法院的监督可以有效防止仲裁员的武断，纠正仲裁程序中的错误，保障公平的实现。同时，法院行使国家强制力，对仲裁给予支持，可以防止当事人的恶意拖延，提高仲裁的效率，有助于实现仲裁的效益目标。
历史上，随着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衰落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国家法律与其他自治法的矛盾日益突出，商人法庭与王权之间出现了斗争。最终，王权取胜，但同时承认了商人社会对部分案件的处理权，并对商人的裁判行为进行监督。仲裁方法被国家政权认可并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法院对仲裁进行监督开始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国家制定了有关仲裁的法规，确认了仲裁的法律地位，并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和法律补救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从这个发展史可以看出，仲裁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习惯到法律的过程，法院对仲裁进行监督是历史的客观选择。
然而，法院对仲裁的监督应该是适度的、有限的。过度的监督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将仲裁变成法院的初审或预演，不符合当事人选择仲裁的初衷。过度的监督也不利于对效益的追求，导致仲裁的延滞，增加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过度的监督会使仲裁丧失固有的优势，损害其迅捷、经济和自由度高的特点。
国际通行和中国在解决国籍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方面的不同方法。国际通行做法主要通过国内立法、国际条约等方式消除国籍冲突，对于积极冲突根据不同情况以当事人最后取得的国籍、住所或最密切联系的国籍为准。中国则采用住所与国籍相一致原则或最密切联系原则，对于消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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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入境和出境所需提交的相关材料。包括护照、签证、出入境手续以及接受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的查验等。这些规定和程序旨在确认外国人的身份和合法性，并维护国家安全和秩序。
对仲裁协议内容的审查是仲裁协议司法审查的一部分，不涉及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性以及形式合法性等方面的考虑。综合《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与研究》《涉外仲裁协议的司法审查》一文的观点以及现行《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151条建议的总结，以及国内的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