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19日，A公司与C公司签订了3份销售童装合同，合同约定价格条件为FOB厦门，总货款为60723.82美元。7月27日，双方又书面增加了童装数量。在此之后，C公司于7月26日开立了信用证，开证行为(香港)上海商业银行，受益人为A公司，装船期为2003年9月10日，并明确要求提单上的发货人为C公司。A公司接受了该信用证。
9月6日，A公司将380打计128箱童装交付给B公司驻F处，货物价值为FOB厦门20473.47美元。A公司填写了托运单，将托运人栏填写为C公司。B公司接受托运后，将该批货物转交给D公司厦门代表处办理托运。代表处于9月7日签发了K018(A)、(B)提单，并交给B公司。9月10日，B公司以自己名义使用E公司的提单签发了K018提单，并交给A公司。两套提单上的内容相同，指明发货人为C公司，收货人为G行指示的人，装货港为厦门，卸货港为科威特，船名为M轮，128箱童装装于1×20ft货柜内，箱号及铅封号为224155/0450221。9月8日，M轮在厦门完成了货物装船。
A公司持B公司签发的3份K018号正本提单等有关单证向银行议付时，由于提单上未注明实际承运人，开证行拒绝了付款。A公司要求C公司接受提单上的不符点，并向银行支付赎单款项，但遭到了C公司的拒绝。12月16日，A公司收到了银行退回的全套单证。12月23日，A公司书面要求B公司退货，但B公司表示要等待C公司的通知。然而，该批货物已经在运抵卸货港科威特后，被他人持D公司签发的K018(A)、(B)提单提走。因此，A公司于2004年4月12日向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B公司赔偿其货物损失20473.47美元及其利息损失。
A公司主张，B公司接受货物后向其签发了正本提单。由于提单上存在不符点，导致银行拒绝了付款。在与C公司协商无果并收到银行退回的全套单证后，A公司要求B公司办理退货，但遭到了拒绝。该批货物现已被他人提走，因此B公司应承担A公司相应的损失。
B公司辩称，首先，A公司并非提单上的当事人，与B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因此A公司无诉权。其次，B公司是根据E公司的委托代签发了提单，而非实际承运人，因此不应承担承运人责任。再次，A公司未经背书转让而取得该指示提单，属于非法持有者，已失去了对货物的控制权。综上，A公司未收到货款的原因是买卖关系引起的，因此B公司对A公司的损失没有责任，请求法院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
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A公司作为FOB价成交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卖方，将货物实物交付给B公司承运。B公司以自己名义向A公司签发了K018号提单，因此应为该批货物的无船承运人。B公司将货物转交给实际承运人D公司办理运输，并在未收回自己签发的提单的情况下，将实际承运人签发的提单给第三人，导致A公司虽然仍合法持有B公司签发的提单，但货物却被他人提走。B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国际航运凭正本提单放货的惯例，损害了A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此B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B公司提出其是E公司的代理人，与A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应成为本案被告的答辩理由，该辩称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海事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和《海商法》第71条的规定，于2004年10月9日判决B公司赔偿A公司货物损失2073.47美元及其利息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的承运人责任限制规定及其联系。该法参考了国际公约和惯例，包括单位责任限制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具有广泛的适用主体，但并非专门为承运人设计，且有明确的例外条款和侵权行为的限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承运人的利益。
CIF条件下买卖合同中滞期费的问题。在航次租船合同中，装卸时间、滞期费和速遣费是重要特征。CIF条件下，卖方需订立运输合同，但有时会产生滞期费争议。文章通过两个案例分析了在卸货港产生滞期费时，卖方是否应向买方追偿的问题。第一个案例中，仲裁庭认为卸货时
《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中实际承运人制度的确立背景、规定及我国法律的引用。因航运实践中托运人与实际承运人不同常引发法律问题，为此，《汉堡规则》明确了实际承运人的概念和责任，区分了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的责任范围。我国《海商法》也引用了该
中国《海商法》第四十一条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该合同涉及承运人和托运人，定义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的标的是海上货物运输行为，而船舶是履行合同工具。此外，合同具有双务、有偿、涉及第三人的特征，并且通常属于要式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