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的滥用是权利行使方式上的失当，因此，我们应该从分析权利的本质入手，寻求法律对此问题的解决途径。关于民事权利的本质，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利益说和力量说。
利益说认为权利的本质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即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生活条件，包括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因此权利无非是法律保护的利益。但是，利益说也受到批评，认为它将权利与权利所保护的利益混为一谈。
力量说认为，权利的本质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支配力，尤其是对于相对人的支配力。力量说分为意思力量说和法律力量说。意思力量说认为权利的本质是法律所确认的意思自由和意思支配力，而法律力量说认为法律赋予当事人享受特定利益的支配力。
利益说和力量说从不同的角度对权利本质进行说明，二者各有千秋。将利益说和力量说结合起来的“法力说”更能全面地揭示权利的本质，也已成为权利本质的通说。
不同利益关系的调整方式是不同的。对于静态关系，法律直接确认利益的归属，反映这种调整方式的权利，自然富于利益色彩。而对于动态利益关系，则通过意思自治原则，允许当事人依其意思去设定权利，故反映这类利益的请求权，其法律之力的特点自然比较突出。
简言之，权利背后蕴涵着主体的利益、法律为保护该利益而赋予权利一定的支配力，即利益与保护利益的力量相结合就构成了权利。
在知识产权人行使其权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运用利益衡量的分析方法来判断是否存在“权利滥用”，并决定偏向哪一方的利益，从而寻求该方利益的法律救济途径。
依据对权利本质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要保护知识产权滥用之受害者的利益，就应该赋予此种利益以“力量”（即支配力），使受保护之利益与其支配力相结合，从而成为权利滥用之受害者应享有的权利。
然而，现行立法中并未设置知识产权滥用之受害者的这样一种权利，而只是单纯依靠反不正当竞争法、借助国家公权力的干预来约束和制裁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为了完善法律解决知识产权滥用问题的模式，我们建议从民事权利体系本身入手，建立一个由“内部限制”和“外部限制”构成的知识产权滥用之法律解决途径。
内部限制是指在民事权利体系中为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之受害者设置“权利滥用禁止请求权”，即在知识产权法内部对受害者的利益进行救济，同时也限制权利滥用这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目的。
欧洲各国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实践表明，“在制止不正当行为中，有关市场参与人的个人控告不可或缺”。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发生，使得权利人与被许可人、从事相关技术开发的竞争对手、以及社会公众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由于知识产权人是对其垄断地位的违法利用，法律应当偏向后面这三类主体的利益。因此，作为知识产权滥用的受害者，他们的利益应该得到法律保护，并赋予这些利益以法律支配力。这样，权利滥用禁止请求权就应运而生。
可以说，为知识产权滥用之受害者设置该项请求权，正是利益衡量的结果。
外资企业对反垄断法中知识产权滥用条款的关注和担忧。文章指出，外资企业在中国拥有明显的知识产权优势，可能因此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但反垄断法并非针对外资企业或其知识产权垄断地位，而是旨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只要不妨碍竞争，就不会
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法是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根据1994—1995两年计划编撰的。该示范法参考了题为
依据上文对权利本质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要保护知识产权滥用之受害者的利益，就应该赋予此种利益以“力量”，使受保护之利益与其支配力相结合，从而成为权利滥用之受害者应享有的权利。但是，就知识产权和反不正当竞争的现行立法而言，在民事权利体系中并未设置知识产
反不正当竞争法开始与知识产权并没有联系，将反不正当竞争与知识产权联系在一起的媒介是《巴黎公约》，它对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与发展产生了很大作用，时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