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1日起,被“下放”27年的“死刑复核权”终于重新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舆论普遍认为: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是新中国刑事法制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不仅对我国刑事审判工作,而且对国家法制的发展与进步,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死刑复核权“下放”由来,起因于“严打”需要
由于死刑复核权下放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多年来,死刑复核权的回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是:死刑复核权为什么要下放?又为什么要重新收回?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就要从27年前的一段往事说起。
据法律界权威专家介绍,1979年,“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恢复被严重破坏的公检法司秩序成为当务之急。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两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并于1980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当时的《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然而,就在“两法”通过后的半年内,却发生了几起震动中央的恶性刑事案件。
1979年9月9日,在上海市控江路江浦路口,值勤的交通民警因制止一青年抢夺农民出售的螃蟹时方法不当,引起群众围观和群体性事件,多名民警受到攻击,发生了砸自行车、向公共汽车掷石块和趁机抢夺过路群众财物、侮辱妇女事件。法律界称之为“控江路事件”。它和同期发生在北京、广州等地的一些类似案件一起,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催化剂之一。
于是,在《刑事诉讼法》刚刚施行43天之后,1980年2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在当年部分下放死刑复核权。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批准:在1980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一决定,成为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开端。
次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延长了死刑复核权下放的期限:在1981年至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死刑的,“被告人不上诉的,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按照1981年6月的决定,死刑复核下放的期限为1983年年底。但在那一年,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严打——使部分死刑复核权被无限期地下放给了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复核阶段辩护人的委托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死刑案件时,应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听取其意见。辩护律师可以积极参与复核程序,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和辩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有权提出意见,确保复核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死刑复核程序的特点和问题。该程序采用秘密审核方式,不开庭审理,导致复核过程以秘密阅卷为主,控辩双方无法充分参与。此外,死刑复核程序由人民法院单方控制,被告人无法与司法权展开理性对话。程序存在的问题包括司法主动性导致失去中立性,以及与二审程序合并导致的
死刑核准权的变化和影响。在中国成立初期,死刑核准权由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分工行使,但经历了多次变化和调整。最终,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有利于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和防止错杀无辜。然而,仍需解决如何正确处理之前已核准的死刑案件
死刑复核程序的重要性及其作用。该程序有助于保证死刑适用的正确性,控制死刑的适用以实现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同时也是严格死刑规格、统一执法尺度的关键程序。对于保障公民权益、防止错杀、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