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仲裁法》中关于涉外仲裁监督的上述现有规定，是与中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涉外仲裁监督的规定一致的和“互相接轨”的。鉴于《民事诉讼法》是当前中国法院处理一切民事商事诉讼法的一大基础法，其法律位阶应当高于《仲裁法》，因此，尽管《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涉外仲裁监督机制的现有规定可能存在某些有待修订之处，但在对它进行修订以前，《仲裁法》的同类规定必须与它完全保持一致，不宜有差异，更不容有突破，以免被认为中国的这两部程序法有“自相矛盾”之处，而且是以“位阶较低”的“从法”或“子法”，否定了“位阶较高”的“主法”或“母法”，从而有损于中国法律的“国际观感”，被认为是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仲裁法》中关于涉外仲裁监督的上述现有规定，是与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特别是1958年的《纽约公约》)互相接轨和完全一致的，中国不能一边缔结或参加有关涉外仲裁的国际条约，一边在国内仲裁立法中却自行其是，不遵守或背离这些条约中的明确规定。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仲裁法》中关于涉外仲裁监督的现有规定，是与当代各国仲裁立法的通行做法即国际立法惯例互相接轨的，这些现有规定正是中国涉外仲裁体制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具体体现之一。
第四种意见认为：中国涉外仲裁体制的现状及其周边环境条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主要体现是：(1)中国的涉外仲裁员队伍的品德素质和业务素质都是相当高水平的，他们所作出的涉外裁决，至今尚未发现有严重错误、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断等情事，可以誉之为“一片净土”，因此，无须过分强调涉外仲裁的监督;(2)当前中国基层和中级法院某些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不够理想，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地方保护主义”观念或“力量”的影响，致使涉外仲裁裁决的执行往往难以顺利实现，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法律授权管辖法院可以对涉外仲裁裁决的实体内容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予以审查，并作出必要的纠正(不予执行或予以撤销)，则势必严重影响涉外仲裁裁决及时和正确地执行，不利于提高中国涉外仲裁机构及其裁决的“国际威信”。因此，《仲裁法》中关于涉外仲裁监督机制的现有规定，正是充分考虑到当前中国现实国情的上述“特殊性”而作出的正确立法，是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
中国涉外及商事纠纷的仲裁机构，主要介绍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前者主要处理涉及契约或非契约性的经济贸易等争议，后者则主要处理海事方面的争议，如船舶救助、碰撞、经营等争议以及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污染损害的争议。两个机构均为我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生效后实施的仲裁裁决撤销程序及其法律背景。该程序的设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当事人权益并借鉴了国际先进做法，但同时也出现了监督程序缺陷及过度强调法院监督等问题。立法者在制定仲裁法时忽视了国情差异及法院自身监督的重要性。文章还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裁决的执行条件。根据法律，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需满足一定条件才能在人民法院得到执行。主要包括合同中有仲裁条款或书面仲裁协议、得到指定仲裁员或通知、符合仲裁规则的组成或程序、裁决事项在仲裁协议范围内且仲裁机构有权仲裁。不满足这些
选择在本国的常设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时，一般都会力争将争议提交本国的常设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这样做除了便于仲裁和对本国的常设仲裁机构可以信任的因素外，更重 要的是当事人对本国的仲裁机构比较熟悉。除适用国际公约外，参考国际惯例也是仲裁
